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法）来凯莱·戴·蒙泰涅（1533－1592）
1．1对思考的再思考
四百年前，罗马出版了一本哄动一时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手法，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及政体描绘得完美无缺，还称道中国人“是一个沉静的和有才智的民族”。它引起了欧洲知识界的极大兴趣和普遍关注，立即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固然，在今天看来，这本书对中国历史和欢会的描述并不准确，甚至有许多错误，但是它在当时引起的反响，深刻地反映了西方人发现了一种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但又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的中国文化时的那种惊愕和激动。无怪乎当时按国的大作家、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涅在校阅该书法文版时，颇有感慨地在书边写道：“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已都没有彻底了解它。”
时光流逝，四百年间多少历史的浪涛拍打过去了。无论是世界上，还是中国社会内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尽管如此，对于任何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中国的历史依然是令人惊异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各种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
中国封建社会停滞原因的探讨，是一个早就被我们前辈提出来、历史学家一代又一代曾经给以回答的问题。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其他的问题能象它那样有长远的魅力，同时能象它那样构成对历史学家的持久挑战。每一代研究者都把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研究，把中西方文明的对比，以及把改造中国的理论探讨，放在这历史性的问题之下。因此，每当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来临，人们总是企图用新的目光审视这一问题，以求得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的更深刻的理解。
是的，为了未来，我们必须研究过去。近一个世纪以前，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历史发展的自由和必然时曾指出：“这个问题，象斯芬克斯一样向每个这样的思想家说：请你解开我这个谜，否则我便吃掉你的体系”。
今天，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原因之谜，也象斯芬克斯提出的问题一样，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前。面对着这个庞然大物的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深感自己的知识、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看到有关这一理论问题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几乎所有细节，早已被以往的历史学家们深思熟虑过了，其中有的已经转化为改造中国的行动。但是，只要我们对巨大的历史惯性还没有真正的认识，那么；这个问题就将一次又一次地由时代向理论家提出来。历史将迫使下一代对先辈的思考结论进行再思考。
1.2以往学说的疑难
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得不到必要的变更，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有益的研究，澄访了经济史上的许多问题。无疑，这种研究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我们认为，它并不一定全面。因为正是经济史的研究表明，欧洲封建领主庄园制经济的自给自足程度比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得多。中国封建社会在很早时，如汉、唐，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唐代激国际贸易也很发达，如公元769、770年，每年仅在广州登陆的外国商舶就达四千余艘，平均每日十余艘。而当时，广州仅仅是交州、泉州、扬州、明州等著名的大港当中的一个而已。宋代，我国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就多达六个，临安是三十万余户百余万人的大城市。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事，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仑萨仅有九万人，一般城市如纽仑堡、奥格斯堡不过一万人左右。宋代，每年国家征收的商业都曾达二千二百万缗，约占总岁收的七分之一。近年来，国内学者还特别指出，我国封建王朝每到后期面临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商业病态繁荣的现象。使历史学家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文明恰恰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文明却难以产生和发展？
近年来有些文章认为，单一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根源，而这种单一性又主要表现为区别于欧洲农牧混合经济的单纯农产品生产，欧洲人的食品构成肉食比重大，而中国人则以吃粮食蔬菜为主。这样，从经营特色到饮食习惯，把问题推到了非常奇怪而又细小的近乎偶然的因素上了。
黑格尔曾经机智地指出；“把历史描绘成阿拉伯式的图案画当然是显得巧妙的，因为阿拉伯式的图案画上面就是大花朵长在纤细的茎上，但是，这样来解释历史是非常肤浅的”。重视经济原因完全正确，但是把重大历史现象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或细小的原因，这种方法本身不见得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另一种观点是分析中国封建剥削关系的残酷性，指出这种剥削制度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把农民大众推向死亡线，怎样使生产发展和积累中断，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从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历史现象，显然比单纯寻找经济因素更具有说服力。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对我国封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做了大量的研究，总结出了一些特点。无疑，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一个基础。但是，这种分析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难道欧洲的、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剥削关系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的残酷吗？
对比一下欧洲的农奴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两者的地位与生活状况，就不难看出，中国农民的境况一般说来要比欧洲农奴的好一些。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受到法律的维护，甚至对农奴的女儿也享有初夜权，农奴生活极为贫困。但我国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封建王朝的中、前期，有大量占有少量耕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存在，他们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即使是对奴婢，早在东汉时就有禁止私杀奴婢的诏令。北宋法律中也规定过地主不能直接制裁佃农，佃农还有退佃的权利。西汉时，若以货币为标准，中等人家是十万钱。家赀不满十万的，有时可受到免租的待遇。若不满千钱的贫家，则是国家的救济对象。当然，这些规定并不能准确表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实际地位和贫困的生活状况。上述对比，只不过是为了说明任何一种封建制度都是以农民（或农奴）为压榨对复，残酷性是其本身的特点。因而我们不能把这一适用于封建剥削制度的普遍特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的特殊原因。
还有一种观点，许多历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把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依靠政权力量独尊儒术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显然，研究是深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又会发现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世界史中绝大多数封建国家都保持着和小农经济分散性相适应的分裂割据状态，而中国封建社会却能长期确立强大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政权？人们可能舍说。这是由中国是封建地主经济所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形成和维持封建地主经济，而欧洲却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呢？如果研究者们不想把问题归到细枝末节的因素上去的话，他们又会回到强大的政权力量对经济的作用上来。这样，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们马上会发现，自己的研究被绞进了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之中。为了克服这一困难，研究者们想出各种办法，例如提出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势力的剥削者具有官僚、他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有相当影响的观点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同志，力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从东西方文明对比、文明起源等方面，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史学理论界一直在热烈地进行着。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结构的丰富多样性。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前阶级社会——原始公社制形态，是一切文明类型在其历史初期都曾出现过的。那么，为什么这种原始形态能在东方长期保存下来呢？
除了上述四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外，还有种种说法。例如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一个与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它东濒大洋，西隔高原，西北、北部与东北部则是高山、沙漠、草原和原始森林。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生产水平的限制下，这种地理环境可以成为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因素。但同样的地理条件，从西周到秦汉一千年间，中国社会结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因此，我们只能说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是一种外部条件。又如还有的学者从人口——土地的生态关系出发，指出一定的生产水平制约了二者的几例，造成中国封建社会一次次解体，从而形成了停滞问题。总之，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时，各种观点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于是，有的学者开始怀疑这个古老的难题提得有没有意义，研究者们是否在没有谜的地方去破谜。但是，否定一个问题从来比回答一个问题容易得多，这种否定不能消除我们心中的疑团。
1．3现代科学的启示
某些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时碰到的困难，并不是材料问题，而且大多数观点在所论范围内都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随着各种观点的深入研究，这一古老的难题无论在丰富性上还是在复杂性上都显示出迷人的色彩。历史研究的困难常常在于：对于一些重大历史现象，我们不难从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别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来。使历史学家们深感困惑的，不是他们怀疑自己观点的局部正确性，而是一旦把自己的观点放到整体中、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就会发现各种原因互为因果而自己不过是抓住历史发展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
先生们遇到困难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成为学生们前进的起点呢？在向前迈步之先，我们不妨停下脚步思考一下。是的，我们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应该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也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重新探讨这一古老的难题。
在我们把社会看作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系统，对其结构进行整体研究时，是不是可以借助于本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呢？早在1914年，列宁就说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众所周知，系统论、控制论是二十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强调整体研究的时候，系统论、控制论还特别指出：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在依存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近三十多年来，系统论、控制论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并向各学科领域渗透。而我们，恰好正是被人们称作横断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的同龄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思想方法。恩格斯在谈到因果关系时，特别强调了从总联系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他说：“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现代科学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对复杂系统的研究，恰恰可以使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时进步在方法上做到丰富化、具体化、细致化。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现代系统研究可以提供一种更能适当地处理社会文化系统的复杂性质和动力性质的基础构架”。近些年来，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的工作。人们会问：这种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下，把控制论和系统论作为一种具体方法或工具来使用，是可以尝试的。当然，这的确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理论问题。我们这本书，则仅仅是一种尝试。我们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故指导下，应用系统论、控制论方法，从总体上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具体分析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结构，揭示阶级斗争激化的条件，探讨社会危机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等等。我们认为，我们的这种尝试和唯心主义史学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有的同志认为把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不是简单化了。这实际上涉及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的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个科学。”
然而，要运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来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探索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会碰到很多困难。由于这一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所有方面，其时间尺度涉及到两千余年，所以对这个特大系统的重大历史现象的研究，人们往往有望而生畏之感。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所具有的某些特点，正好为利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众所周知，中国史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文明绵亘数千年而始终没有中断过，又有重视历史的良好文化传统，史料的丰富和具体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无可比拟的。这些丰富的史料又被历代学者考察研究过。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历史工作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第二，直到近代世界市场形成、国家之间的联系不可分割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相对孤立的系统，不象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是一些互相渗透的开系统。在系统论、控制论中，研究相对孤立体系的方法比较成熟。中国史的这两个特点，对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利的条件。科学发展史也充分表明，那些成功的科学研究最初总是从资料丰富而又是相对孤立的系统入手，然后再把所得到的认识加以推广的。
这一切给了我们鼓舞和启示：从整体研究和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要比西方封建社会更容易入手。
1．4社会结构及周期性、停滞性
当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具体方法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一古老难题的令人迷惑之处，有可能一步步清晰起来。
系统论、控制论认为，要理解一个系统，特别是象社会这样的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就必须剖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也就是分析大系统是由哪些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组织形式，是由人结成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人与人的关系除了血缘关系而外，无非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时，就把它看作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结构三部分组成的（见图1）。图1所示的社会结构框囹中的双箭头联线，代表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调节而又相互适应的关系。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也就是要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也即从社会组织方式上来把握结构的特征。只有理解了这种结构在相互调节方式上的特点，才能从整体特征上去追溯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原因。
从控制论角度来看，所谓某一社会的停滞，就是指这个大系统的结构有着巨大的稳定性。必须指出，稳定性是控制论、系统论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停顿僵滞和不变的状态，而是指某种结构在运动发展中保持某种固定形态和基本上致的适应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其社会生活，包括生产水平、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它决不是一个停滞僵死的社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社会组织结构又是处于不断重建和瓦解的振荡之中。也就是说，从整个形态上看，它并没有发展到新的结构中去。以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鸦片和炮舰打开古老帝国的大门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微乎其微，没有形成建立新的社会形态的力量，而是呈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在变动中保持固有形态的巨大稳定性。
控制论在研究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发点，这就是它不是从不变性来讨论稳定，它不是去追溯那些使事物及其关系保持不变的因素。恰恰相反，它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当它研究系统术稳定状态时，注重系统内部会发生什么变化，哪些不稳定因素被系统内在调节力量克服了，从而回到稳定状态的动态过程。这种方法对历史研究应该说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条长河，无论是在自然发展史还是社会发展史中，变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陆的漂移，宇宙的膨胀，物种的遗传变异……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一个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不论它的结构是怎样保守，怎样稳固，它都不能置身于发展变化的长河之外。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也都在发展变化着共调整着相互关系。尤其是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势必导致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从而使社会结构出现不稳定和危机。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就要求社会变革，即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调整的后果会怎么样呢？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指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人们早就熟悉的，旧结构被破坏瓦解了，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结构，革命到来时，新结构就会取代旧结构，社会演化为新的形态。显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欧洲社会演变过程。控制论指出，大系统的演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原有旧结构的崩溃，其后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这样就使得大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振荡机制，所以从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system）。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的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这个理论是控制论专家艾什比在五十年代研究有机体怎样适应环境时提出来的。
用控制论关于稳态结构的理论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特点外，恰好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重大历史现象——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以大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暴发动乱，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人们自然会问：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是不是由于它正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呢？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这两个重大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即振荡），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度是不能仅仅靠每个封建王朝长期延续而静态地继承下来，而是必须通过周期性的动乱和复苏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的。
本书的任务是，力求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控制论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根据这一假说，使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和难题，如大一统的组织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的原因、农民战争的特点和作用、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等等，都得到统一而又明白的说明。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深深感到；运用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有可能使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时做到细致化，为具体分析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诚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制约着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反作用。实际上，早在189O年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著名的信中，就明确论述了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同的演化道路。他指出，这种反作用可能有三种情况：如果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就会促进其向前发展；如果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就会造成“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第三种情况是“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后两种情况又可以归为一类，它们都是“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长期以来，很多人一谈历史唯物主义就想到欧洲社会的历史演化模式，而对经典作家讲到的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造成的一个大民族的崩溃形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显然，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周期性崩溃的研究，将可以加深我们对过去忽略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论述的理解。
以下各章中，我们将根据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二章中，我们以研究社会内部的及外部的交往程度为起点，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功能，揭示这种结构与“大一统”的关系。第三章中，我们分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封建剥削阶级属性，指出它具有的巨大调节能力必然会异化出无组织力量来，并具体地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中剖析无组织力量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一切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国家机器调节功能丧失。第四章中，我们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结构和剥削放大效应，指出无组织力量最终将导致王朝末期变法的失败和农民大起义。第五章，我们探讨宗法一体化结构怎样造成社会周期性的崩溃及王朝修复机制。第六章讨论周期性大动乱对生产力进步积累的破坏作用，从而指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巨大保守性阻碍了社会结构中新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然后，我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假说，回答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中心问题。余下的几章，我们将根据模型和假说，继续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相信，读者是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与我们一起来进行探索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