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偶然打开电视，正巧看到NHK（日本广播协会）
　　台的“名曲展播”。这天放映的是贝多芬的厄格蒙特序曲。据说贝多芬共写了十二个序曲，其中以一八一○年完成的厄格蒙特序曲最为有名。
　　二次大战刚结束时，我住在东京的大田区。那时在狭小的公寓里，深夜欣赏贝多芬的唱片曾是我一大乐趣。当时正是第二任会长户田的事业陷入苦境之际。我每天同他艰苦奋战，同时自己又染上肺病，身心极度疲劳。在此困苦之中，贝多芬的雄壮乐曲给了我巨大希望与勇气。我感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正如“暴风雨中的青春”，眼下不正是走向光辉胜利的序曲吗？！
　　据说，贝多芬有感于歌德取材十六世纪荷兰独立运动的剧本《厄格蒙特》，才创作了这个序曲。后来贝多芬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对歌德的敬意。他写道：“我由于热爱那个诗人，才创作了那首曲子。”（《贝多芬书信集》，小松雄一郎译，岩波文库版）
　　在荷兰独立运动中，为了民众，为了信仰，献出生命的领导人厄格蒙特，以及团结在抵抗强权运动的核心乞丐党周围的民众群像，从他们身上我们得到许多群众运动的启示。
　　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震撼全土的重大事件：宗教改革运动爆发，新教兴起，出现新教与旧教的尖锐冲突。在这严重的形势下荷兰发生独立运动。
　　十六世纪前半期，荷兰与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方部分领土，属于同一国家，名叫尼德兰国，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统治。一五一六年查理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尼德兰便成为西班牙属国。翌年，德国爆发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也逐步传入尼德兰。当时的尼德兰已发展成工商业中心地带。新教主张“勤奋工作，为神所知”的道德观念，这自然深得民心，迅速传播开来。但是尼德兰的统治者也同德国一样采取了镇压新教的方针。不过，查理原是尼德兰人，了解当地民情，所以他的镇压并不十分严重。一五五五年，查理五世退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继位，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腓力二世把大约一百年前扑灭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时使用的审问异端者的宗教裁判制度，重新搬到尼德兰，对新的“异端者”进行残酷镇压。因此矛盾速迅激化。
　　终于在一五六六年发生起义。那些对国王腓力二世愤怒已极的数百名尼德兰中下层贵族，一举冲进布利尤色宫。
　　他们向国王请愿，要求“废除宗教裁判制度”，“召开解决宗教问题的联邦会议。”就在此时，一个国王的近臣侮辱他们说：“这些人不过是一群乞丐而已。”这就是乞丐党一名的由来。
　　他们此时正为自己组织的名称犯愁，听了这个，便饶有兴致地反其义而用之，把一个侮辱性的称呼，变成自己的光荣称号。据说当时他们还举杯高呼：“乞丐党，万岁。”后来就在这名称之下，集结起反抗暴政的力量，进行了名垂千古的斗争。
　　我深觉公然把乞丐这一蔑称反过来当成自己的荣誉的作法是颇有气概的。凡事大度，不把对方放在眼中也很重要。我想，不管对方如何攻击自己，恶语也好，侮辱也好，全然不过是向天唾吐的小人行径。我们应当具有才能和度量使自己永远挺起胸膛，阔步前进。
　　具有历史意义的“乞丐党”成立了，起义开始。但是斗争异常炽烈。
　　第二年，一五六七年，西班牙国王立即派去阿尔发公爵进行镇压。阿尔发建立“除暴评议会”（血的评议会），展开恐怖的镇压活动。因此，以厄格蒙特为首的八千多个贵族和市民惨遭杀害。在这场狂暴之中，十多万民众被迫逃到海外。
　　乞丐党受到沉重打击，幸免的人大都流亡国外。那些流亡者在国外组织“海上乞丐党”，继续革命。潜伏下来的人化名为“森林乞丐党”，展开攻打教会、袭击修道院等激进的游击活动。在这场苦难之中，斗争呈现出真正的独立战争特色。
　　一五七二年，“海上乞丐党”占领布里尔。进而攻下佛兰德尔和德伦特两个州的各城市。以此为契机，抵抗运动逐步取得成功。一五八一年，北部七个州发表独立宣言，荷兰共和国获得自由、独立。
　　不经历苦难，便不会有凯歌。“乞丐党”在迫害面前没有屈服，终于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核心”。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在“乞丐党”背后，最活跃的人物有厄格蒙特和奥兰治亲王威廉等人。看来，厄格蒙特很富于智慧，在战场上勇猛果敢，是个有魅力的人物。他反对西班牙暴政的行动，正是代表民众的呼声。
　　后来歌德在戏剧中对厄格蒙特作了感人的描写。剧本大约在厄格蒙特逝世二百年后的一七八七年九月完成。当时歌德三十八岁。
　　他笔下的厄格蒙特是一个热爱自由、正义的革命宗教运动盟主。他在群众中有崇高威望，“天下人全都热爱厄格蒙特伯爵。”
　　戏剧中的厄格蒙特责难那种由于无谓的不安与恐怖，浪费眼前大好时光的人，他说：“只有享受眼下的瞬息时间，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还说：“我已站在高处，还可以走到更高地方，而且不能不走。我感到希望与力量，我还没有到达最高顶点。”（《歌德全集4》，内垣启一译，潮出版社版）
　　歌德通过这些语言的设计，表现出厄格蒙特勇敢的个性。
　　“构成主人公特征的是刚勇，这是他的天性，是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同前书）
　　厄格蒙特最后中了阿尔发公爵圈套，被俘后遭判死刑。但是他的信念一直丝毫未变。他的情人克莱露芬拼死设法营救，最后失败，绝望之余服毒自杀。在厄格蒙特赴刑场之前，牢房中出现克莱露芬的幻影，为他的正义之死祈祷。厄格蒙特最后指出：爱国志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他说完“我要为自由而死。”之后，大踏步走向刑场。厄格蒙特走上断头台，戏剧即将拉幕，此时他高呼：“为了营救出你们最热爱的人，愉快地死去吧，就象我现在这样。”（同前书）
　　厄格蒙特就这样，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留下铮铮的壮语。
　　歌德的亲密朋友、历史学家、德国剧作家席勒在《荷兰独立史》（丸山武夫译，岩波书店版）中写道：“我认为尼德兰获得自由是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大事之一，也是使十六世纪成为最光辉世纪的原因之一。”
　　他在书中还热情地赞扬了荷兰的独立史是“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它说明一个人的勇敢能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
　　觉悟的民众能够创造多么伟大的成果。
　　一个人顶住逆风站立起来，该有多么困难！另一方面，支持这个人，与他齐心协力，又需要多大勇气！在现实中，抱着不安与踌躇，无所作为地被历史洪流吞没者数不胜数。面对这种现实，席勒竟称赞为“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足见其内心激昂之情。
　　“恶魔为了自己的繁荣，最需要的是善良人们保持沉默。”
　　这是第十七次帕格沃什①会议宣言的一句话，是今天这恐怖的核武器时代，充满和平愿望的呼声。
　　--------
　　①帕格沃什会议——全名“科学与国际问题会议”。1957年在爱因斯坦等呼吁下，在帕格沃什召开。以后在世界各地召开多次。一直沿用此名。

　　任何时代的“序曲”，永远是由“先驱者的勇气”与“民众团结的力量”合奏而成的。上述历史观点概括了时代的根本潮流，我们决不应当忽视。

　

　　法国大革命距今已二百年。这次革命震撼整个欧洲，宣告了封建桎梏时代的结束。同时这次革命产生了“人权宣言”，树立起“自由”、“平等’、“友爱”的思想概念。这个划时代的宣言已成为今天民主主义的源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革命使受压迫的底层群众的能量爆发出来，成为扭转历史的主要角色。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幕幕动人的群众场面。
　　拉法耶·萨巴契尼的《斯卡拉母修》（加岛祥造译，潮夕库版），就是一部以法国革命为背景的、激动人心的热血小说。
　　革命前的法国，特权阶级的僧侣和贵族高高在上，被称为第三等级的平民们处在受歧视被剥削地位。然而这种暴政最终仍是被民众打倒了。在这部小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插入唐·吉诃德向风车冲锋的一段情节。
　　小说主人公安德烈·路易勇敢地起来向权力者宣战。他的义父凯路卡第公爵讽刺他的行为是盲动。义父说：“你读过唐·吉诃德吧，在他冲向风车时，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就和那时一样。”路易反驳说：“如果风车过于强大……，我就要设法在风的身上下功夫。”
　　他把风车比作特权阶级，风就是群众。用刀枪不能把风车打倒。可是一旦风吹起来，风车就不能不转。可以说法国革命正是民众掀起的风暴。它迫使风车不停地转动起来，后来又把人道主义的熏风吹进整个欧洲。
　　在这场吹动历史陀螺旋转的风暴——法国革命的前夜，一个普通的不出名妇女登上历史舞台。
　　鲁库勒夫人是个经营小杂货铺，同时兼作缝补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的市井妇女。就是这位妇女却走在法国革命的最前列，数年坚持向“巴斯底要塞”进行斗争，终于打开这要塞的沉重大门。
　　我年轻时也曾读过关于这位妇女的书，很受感动。大约二十年前我写下题为《献给保卫生命尊严的人》的诗篇：其中有下面一段：
　　为了早日实现真正的团结、幸福与解放。
　　你以身保卫生命的尊严。
　　持久和平与繁荣，并非垂手可得。
　　却铭刻在你们纯洁、坚强、伟大胸怀之中写此诗时，我心中充满对这位保卫生命的尊严，弹奏出革命序曲的法国妇女的敬意。这种感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巴斯底”，原是城堡之意，最初是保卫巴黎的要塞。十七世纪，路易十三时代，把它改为监狱。后来由于一些反独裁的著名作家被囚于此，它便被视为绝对王权的象征。
　　一七七九年左右，巴黎有三十多个类似的牢狱。民众随时有可能不经任何审问被捕入狱。根据国王签发的命令书规定，巴斯底狱有任意逮捕之权，它成为封建专制的根基。
　　这样，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被关入巴斯底狱的无辜群众，包括为了信仰而献身的殉教者在内，总共达五千人之多。
　　不管什么时代，只要群众不敢斗争，就会出现当权者、为政者任意横行的局面。最终遭受痛苦与悲惨命运的还是民众。
　　因此，为了人人都有一个美好人生，就必须脚踏实地进行努力，扩大人民友好范围。
　　要实现人类这些最起码、最切实的要求——“不许发动战争”、“要在地球上消灭‘悲惨’与‘不幸’”、“要建立一个好人得志、坏人受压的‘和平’与‘安祥’的世界”，必须依靠民众。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人类如果失去实现这些愿望的力量与智慧，那将是最大的危险。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革命全面开始。第一步是解放巴斯底狱。但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认为，解放巴斯底狱的第一位有功者应是鲁库勒夫人。那被视为绝对王权象征的监狱，是被一个妇女的柔弱的手推翻的。
　　据米什莱的《革命的妇女》（河出书房版）一书记载，鲁库勒夫人生活非常平凡。有一天，她偶然拾到一封信，是一个关在狱中的政治犯写的。这犯人二十五岁时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已被关在狱中达三十五年之久。
　　鲁库勒夫人拾到的信，是那犯人委托看管交给一个慈善家的，不料看管喝醉酒，丢到路上。
　　夫人读过信后，知道了这素昧平生的犯人是无辜者，是专制政治的不幸牺牲品，于是出于一个妇女善良的怜悯与慈悲，便开始营救这无辜犯人的行动。
　　米什莱在上述的书中概要地写道：
　　“在当时那种腐败的社会中，也有许多易于流下同情泪水的博爱主义者、大臣、法官和贵族。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采取实际行动。这无名的妇女从信中了解到悲惨的事实之后，气愤得战栗不止。然而她却没有流泪，她立即行动起来。”
　　看到别人痛苦不幸时，谁都会表示一下同情，说一声“太可怜了。”但却很少有人考虑一下“我该为他作什么？”
　　“要怎样帮助他？”特别是一旦采取行动会给自己带来苦难，会危及自己安全时，就更加困难。判断一个人是否伟大，应当看他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果敢行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鲁库勒夫人迈出的正是这种苦难的步伐。
　　她的行动确实果敢，她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她身着朴素服装，走过一家家一户户，进入大小公馆，向高官、领主诉说自己的信仰；请求他们释放犯人。她的诚挚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她的行动却在亲朋之中遭到非议，受到卑劣的怀疑，甚至有人认为那犯人可能是她的情夫。社会，总是对正义的人十分残酷，往往投以恶劣卑俗的目光。
　　人们指责和非难那些先驱者的行动已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出于恶意、忌妒和自私去捏造一些毫无根据的谎言，也是亘古常见的伎俩。结果常常是正义者的本来面目被埋葬于地下，唯有那些谎言却公诸于世，甚至假话被当成历史事实传给后人。
　　鲁库勒夫人不久便失业。但是父母的死，官府的压迫，屡次三番的磨难，都未使她为之动摇。她不灰心也不害怕，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
　　她敲过各处的门，找过各种关系，到处奔走呼号。有一次为了得到王宫侍女的帮助，她拖着怀孕七个月的沉重身体，寒冬腊月，竟然从巴黎徒步走到凡尔赛宫。
　　这样经过数年斗争，终于有一天向国王路易十六呈递释放犯人请愿书的机会来了。但是国王冷酷无情，做出永远拒绝释放的回答。万事皆休！一切努力化成泡影。残酷！这是极为残酷的回答。
　　可是，鲁库勒夫人在此情况下仍未停止她执著的斗争。她始终相信民众的力量，她向那些不满专制制度的贵族、富有同情心的公爵夫人、哲学家、法官等等不断进行工作，掀起一次次舆论的风潮。
　　真是永无后退的执著精神。任何道路都是一样，要想朝着最终目的走到底，绝非易事。“绝望”与“恐惧”好像甜美的诱惑，时时躺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越是靠近它，心里越会空虚，感到无能为力。
　　鲁库勒夫人继续不断地与“巴斯底狱”进行斗争，那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一七八四年，路易十六在周围呼声的迫使下，发出释放那个犯人的命令，并进一步对滥用国王签发的命令书现象提出限制。这样，那难以攻克的巴斯底狱的大门，在一个妇人的正义呼吁面前第一次打开了。
　　鲁库勒夫人终获胜利。后来一七八八年她离开人世。第二年，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便拉开帷幕。她当然没有参加巴黎人民解放巴斯底狱的行动。但是，应当说正是她的坚强不屈的信念才把这个巴斯底狱拉到人民审判台前。
　　关于真正的英雄，米什莱这样写道：
　　“英雄是谁？是那修筑了耶那桥（架在塞纳河上的巴黎的桥——引用者）的人（拿破仑——引用者）吗？不，不是！这里有一个比他更加伟大、更有力量、更有生命力的人，他的名字响彻大地。”（《法国革命史1》，后藤达雄、后藤喜久雄译，日本评论社版）
　　那声贯法兰西革命圣地的、超过拿破仑的英雄，就是为了生命的尊严和自己的信念而战斗的“平民英雄”。
　　鲁库勒夫人正是平民英雄中的一个。她为“正义”和“自由”献出生命，她从巴斯底狱的铁锁下救出一个生命。她改变了人们对神圣不可侵犯、坚不可摧的牢狱象征着的专制势力的恐惧与绝望情绪，带来了“勇气”，掀起了群众斗争的波涛。
　　可以想象，她首先要不断战胜自己的恐惧，她用“勇敢”和“智慧”战胜眼前一个个障碍，才完成了伟大事业。
　　剥去一切装饰，作为一个人还剩下什么，这点最为重要。
　　她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之类的人，所以应当说她身上的力量是最强的。
　　鲁库勒夫人的事迹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个平凡的妇女竟能打开积聚在群众心中的能量的喷出口，成为推动历史的人。
　　她最初的动力只是出于一个妇女对无辜犯人的同情与自己倔犟的性格，再加上她的直率。这使她能把思想立即化为行动。
　　人世间真正的强大，不是来自外表风度、权力、财产和地位，而是来自强烈的“人性”，即为了自己既定目标而甘愿献出一切的“人性”。
　　赤裸裸的人性的呼唤才能抓住人心，成为不断开拓人类友好的沃野的动力。

　

　　大众是一个具有最丰富知识的集团，大众最为英明。比如，在电视中观看政治家演说时，他们能够一针见血地看穿眼前人物的内心世界，评论说：“这个政治家嘴上说得漂亮，心里很阴险。”还有说：别看他相貌堂堂，服装考究，“内心十分庸俗空虚。”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看穿本质的智慧与判断能力的大众也是可怕的。
　　活跃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名记者长谷川如是闲和作家吉川英治，曾围绕“大众如何英明”的问题进行过对谈。他们发表的对谈记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之外，均为我师》，吉川英治著，大和书房版）
　　吉川在对谈中，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大众？在我们作家看来，大众就是大知识。”
　　长谷川接着说：“这是对的，不管道德还是宗教，大众主张的都是正确的。”吉川又说：“想敷衍他们，要手腕应付他们是行不通的。大众不可欺呀。”长谷川甚至说：“大众最有聪明才智，……有了大众，社会生活才得以维持，若是大众崩溃了，社会就要崩溃。而知识分子，则死也好，活也好，都无关紧要。”最后吉川作出结论：“想到自己的对手是大众，就感到畏惧，不能不严肃，不能不鞠躬尽瘁。”
　　他们所指的大众，就是民众吧，两位先生阐明了深刻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慢”。他们深深懂得没有对民众的爱和谦虚，自身也将被时代抛弃这一真理。
　　想到“民众”的力量和运动，我不由得想起印度的甘地。
　　他反对使用暴力，反对服从，被称为“伟大的灵魂——甘地”，据说这个称呼是泰戈尔赠与的。这个名字比“印度独立之父”更加深入人心。因为甘地一直生活在民众之中，对于民众来说，他确实是自己的灵魂的支柱。甘地一生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如果不是依靠灵魂的光辉是无法完成的吧。
　　卡尔·贾斯帕斯①晚年，曾称赞甘地说：“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避免核武器大量屠杀人类问题。甘地对此早已作出正确回答：‘只有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才能挽救我们。’”（《伟大的畏魂甘地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拉达克里修男编）
　　--------
　　①卡尔·贾斯帕斯——德国哲学家。

　　如果只从政治效果来考虑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那只不过是看到冰山的一角。正如水中实际尚有几十倍的冰块存在一样，他的巨大灵魂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当今政治的层次。当今政治靠的只是最后通牒式的武力。此外他还紧紧抓住了政治性现实这条野马的缰绳。甘地的“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的行动影响波及全世界，归根到底，其原因是他充满爱护人类的感情。在非暴力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发出的巨大灵魂的光辉逐步照遍民众灵魂的伟大景象。
　　佛法也是从民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日莲大圣人的著名的《立正安国论》中所用的“国”字，大多写成“囻”。即“囗”中不是王而是民。大圣人又在别的书中写道：“王以民为亲”。他说此话正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在我刚刚信奉佛教时我还很年轻，所以他的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
　　“王以民为亲”的这个王，现在看来就是当权者，社会的统治者。领袖本来应把民众视为自己的“亲”（父母），真诚地为他们服务。这是每个为政者都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民众就是产生一切的“亲”，民众才是一切事情的基点。
　　我一直认为，忘记这点便一事无成。民众比任何统治者，比任何名人，比任何享有荣誉的人都要高尚。我们应当永远生活在这至高无上的民众之中。一切从他们出发，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长期以来，民众一直被一小撮统治者当成可利用的手段。
　　如今，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不以民众为友的人，永远不会获得成功。忘却民众，没有民众支持的运动也是软弱的，不能持久的。它最终的命运只能是逐步失去生气，走向灭亡。
　　扎根于民众的共生、共感与共进才是正确坚实的道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稳步走向道德化的社会。

　

　　不论走到哪个国家，如果你能侧耳倾听民众的呼声，打开他们的心扉，你就会听到人道主义的心声。
　　一九八三年初夏，我访问了罗马尼亚，这是个百花争艳、绿林成海的国家。我有幸与几位作家、诗人进行交谈。其中有已故的作家扎哈里亚·斯坦克先生。如果他还健在，我们肯定会成为相见恨晚的至友。
　　斯坦克先生的代表作是《赤脚的达里埃人》（直野敦译，恒文社版）在日本也拥有众多读者。这本书刻画了几个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他们不畏暴政，在贫苦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强、乐观地生活着。
　　其中有一段给我印象最深：
　　故事的舞台是多瑙河边，在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交界的国境线上。由于地理原因罗马尼亚的达里埃村民和保加利亚人经常往来。保加利亚人常走过河来做生意。春天卖种子，秋天卖菜。达里埃人与他们结成纯朴友谊。
　　不久，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发生战争，再也看不到保加利亚人过来。后来有消息说他们熟悉的伊万、斯妥扬、维尔丘、安东等人都已死在战场上。没过多久，更坏的消息传来，达里埃人也必须和保加利亚人打仗了。一天，人们被集中到广场，宪兵们宣布打仗的决定。人们开始议论起来：
　　“什么？和保加利亚人打仗？”
　　“我们和保加利亚人有什么冤仇？我们不是朋友吗？看起来伊万、斯妥扬他们死了倒好了，要是活着还得在战场上见面。哪有这种不光彩的事呀！我们不得不互相撕杀，互相射击……。”
　　这段对话充满美好的、暖人心田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肯定是些没有学问的人，正因为没有知识，才不具有被歪曲的民族偏见和敌意。作品体现出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性之美。体现了不管是罗马尼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一切扎根于生活大地上的人们所共有的人性。我并不是鼓励无知识，但我认为一切知识与学问都应当为民众的美好生活感情服务。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精确地描绘出民众的内心世界，使天下亿万读者受到震动，成为国际间的桥梁。正像斯坦克先生所描写的那样，民众之心，更广泛地说，人类之心，如果去掉一切装饰，就是地道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
　　这里我联想到一个与日本人有关的故事。一九○四年左右，日俄战争开始不久，正好也是在《赤脚的达里埃人》所写的那个时代。
　　一天，日本军队的团部抓到一名俄国军官和一名士兵。他们第一次见到俘虏。于是连长招集起士兵，询问谁想看俘虏，他要求想看的人举起手来。可是举手和不举手的人各占一半。
　　连长奇怪，便一一询问那些不举手的人为什么不想看。其中有个士兵答道：
　　“我在家的时候是个手艺人，穿上军服才成了日本武士。
　　我虽不知俘虏家住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我觉得一个军人作了俘虏被拉到各处去示众，实在残忍。他太可怜了。所以不愿去参观他，污辱他。”
　　连长听了他的解释很高兴。原想去看的人也一个个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这次参观俘虏的活动便取消了。
　　这是作家长谷川伸在《日本俘虏志（上）》（中公文库版）中所写的一段史实。事情发生在战争当中，所以格外使人耳目一新。这样一个充满人性之美的思想，来自一个普通民众，转瞬间他便征服了整个连队，我对此深表敬意。
　　我想他是绝对不愿打仗的，他一定非常热爱自己手艺人的工作，以此为骄傲。即使无奈走上战场，也不愿失去自己作为人的骄傲。“不知那俄国俘虏家住哪里，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充满对一个想来同为劳动者，同样有家庭的异国人的同情。
　　这个故事也表达出与达里埃人相似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民众的胸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事例中都提到“耻辱”问题。
　　一个认为与保加利亚的朋友互相撕杀是“耻辱”；一个是不愿“污辱”俄国俘虏。这两个心绪虽然产生在相距甚远、互不相识的两国人身上，但必然有其相通的共同之处。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新的人道主义并非空洞口号，它已在民众心中开放出绚丽花朵，必将成为走向和平的坚实步伐。

　

　　当今是信息化社会，坐在家中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情报。但另一方面，从这些泛滥的信息之中了解真实情况也很困难。不少人一旦登上了电视等宣传报道，便错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别人也会投以羡慕的眼光。现代社会越华丽，就愈发孕育着真假、虚实难辨的危险。
　　社会朝着日益巨大化、信息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承认自己是“富裕的社会”、“中产阶级意识”等空洞的形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轻率浅薄的潮流中去。约翰·赫伊津哈①早就看清在大众社会化过程中，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总的来说是在走向衰退、幼稚。他指出：“如果一个团体采取低于自己判断能力的幼稚行动，我把这个团体的态度称为幼稚性。就是说，这个团体不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大人，而是使自己的行为接近少年时的表现。”
　　--------
　　①约翰·赫伊津哈——荷兰历史学家。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在出现一种最令人忧虑的‘判断力减弱的症状’”。（《在明天的阴影中》，藤绳千草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五十年前，在法西斯主义的阴云笼罩下，他敏锐地发觉了全体主义完全抹杀个性的危险倾向，做出上述断言。他当时的这番话，可以说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新的信息，追随时髦潮流，因而正在变成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时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大众化的社会中，永远把握一个准确的尺度，永远不要忘记实际的现实世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社会，可以叫“没有哲学的时代”。今天社会遇到的一切难题，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哲学。人类过去出现过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思想家、哲学家，还有众多的宗教家。他们在各个时代留下足迹。但是，到了今天，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哲学反倒全都失去自己的力量。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没有哲学，恰恰证明这是个不幸的时代。因为没有哲学的人不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只是一味地延续不稳定的、没有价值标准的、广漠的时间与空间。于是，懒惰出现、堕落发生。人们沉浸在安逸与享乐之中。反过来，懂得深刻哲理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妙处。深刻的哲理能够逐步在人们内心深处，发射出耀眼的光茫。在这个不断追求相对的高价值的社会里，得到一种哲学，让它在自己心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是个数学家。我认为他也是通晓万般道理的大学问家。另外他还是少有的佛法实践者。对先生来说，思索即实践。或许应当说是实践转成对人生的深刻思索。
　　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生之师，我感到无上光荣。
　　先生曾引用一个最通俗的事例来解释哲学的概念。他们：
　　“最通俗的哲学是在水户光圀（黄门）的漫游记中。有一天，水户在农村向一位老妇人要水喝，并且坐在她的米袋上。老妇人一见申斥道：‘这是要向水户老爷交纳的大米，怎么能坐在屁股下面呢！’光圀只好低头认错。听起来是个滑稽的故事。
　　可是，那老妇人虽然没有学问，却有信念，有对自己职业的骄傲，心中有哲学。”而且，“不管别人说什么，却无法改变她的信念，这就是哲学。具有哲学的人是强有力的。”
　　这是个描写封建时代的故事，对故事本身该如何看，且不去管它，故事里反映出一个道理：不管任何时代，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稳固的“价值观”与“秩序观念”，离开它们，人类便无法生存，社会便无法发展。
　　我认为“哲学”应扎根于民众实际生活之中，又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不管如何抽象化，如何具有高深的理论体系，只要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它就必须从民众的土壤中吸收养分，生枝育叶、开出鲜花。因此，越是“没有哲学的时代”，越应不断注视民众心灵深处蕴藏的深刻人性和抵抗强权的情感，以及各种实际感觉。在大众化、信息化社会里，能否取得领导者地位，就在于此吧。

　

　　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博士在他的《东方人道主义》（讲谈社学术文库版）一书中，曾给中国文明命名为“无神的文明”。的确，在中国文明中找不到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那种神仙。在亚洲其它国家，如日本、印度等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神话。一直相传至今。可是在中国，正像孔子说的“不语怪力乱神”所象征的那样，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早与神诀别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无神的文明”这个命名十分贴切。
　　那么这样的文明在形成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我有个大胆的断言：“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似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特征。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的开头反驳“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他举出许多善人衰亡，恶人反而荣兴的历史事实之后，发出著名的质问：“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中国古典文学大系》、野口定男译，平凡社版）
　　司马的质问在日本也很为人知，这里我不想研究“天道”为何物，大概其中有儒教与道教的影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有许多封建的糟粕。但是我认为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古代人们对于普遍真理的追求。
　　当然，透过人类和自然现象寻求普遍规律的愿望不只是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一贯追求。我又发现，司马迁是通过个别事件才提出“天道”这一普遍规律是否正确的疑问的。
　　司马迁由于受“李陵之祸”株连，遭到“宫刑”。众所周知，他是在悔恨之中写下《史记》的。“李陵之祸”及“宫刑”是降临到司马迁个人身上的悲惨命运，也是他不能不质问其正误与善恶的明显的个别事件。就是说，他并非要弄清“天道”本身的问题，他是要质问自身悲剧这一个别事件中表现的“天道”是否正确。我想，“透过个别现象看整体”，正是从这个意思开始的。
　　与此相反，欧洲各国属于“有神文明”，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透过神这个整体来看个别。神统治着人的力量所无法达到的一切地方。人能够做的只是在世上执行神的意志。
　　神的意志是绝对的、普遍的、自上而下的。像司马迁那样，人反过来去质问“天道”是决不允许的。只有到了宣告“神已死亡”的十九世纪末之后，在欧洲的历史上才出现司马迁式的质问。
　　因此，在欧洲遇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总要通过神这个三棱镜去观察。这个三棱镜对他们也许是个普遍真理，但结果是披着神的面纱的对外侵略及排外的殖民地思想便得以横行。
　　概括为“透过个别看整体”的中国传统与上述思想完全相反，所以中国文明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中国不是用一个固定的三棱镜去观察事物，而是把目光对着现实。从实际中探索出普遍的规律性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晚年预感到：中国将成为今后的世界历史的核心。他的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把握了世界精神。”汤因比博士对基督教一向严厉批判。我想他一定是在中国历史积累起来的精神遗产中，发现了与欧洲的、侵略色彩浓厚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
　　正视现实本身，据此进一步改造现实，这是一种理想。我从鲁迅的锐利目光中感觉到的，正是这种注视民族灵魂的视线。他排除一切三棱镜，全神注视现实。他在评论人的时候，揭去一切粉饰外装，表现出人的本来面目。他以人压迫人却不知耻的“吃人”现象作为主题，创作了《狂人日记》（竹内好译，岩波文库版）。在这书的末尾，他痛苦地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吧……。”这喊声深深地刺痛了读者的心。
　　在描写最下层贫苦农民的《阿Q正传》（同前书）中，他写道：“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吧。”这段简洁的描写，鲜明地刻画出那种生存于愚钝之中，像杂草一样挺拔的民众的原始形象。这使我又想起维克多·雨果的洞察力。他曾在巴黎的小流氓心中发现了“由存在于巴黎空气中的观念所产生出的一种非腐败性”。
　　恐怕不能说鲁迅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功效，但是我相信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主题，在新中国已得到继承。以前我会见作家巴金时，他提到：“我写文章是为了同敌人战斗。”这使我十分钦佩。巴金又说：“我的敌人是谁呢？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是阻碍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是粉碎了爱情的一切坏东西。”我从巴金先生的风貌中看到了与鲁迅相同的、和民众一起战斗的“战士”形象。进一步看，战后中国一直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是对此极为关注的许多人之一。因为从这一口号中，我预感到开辟历史的全新的民众形象即将出现。
　　有位曾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物，名叫约瑟夫·尼达姆。在他的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思索社版）一书序言（胁本繁译）中写道：“今天我们正处在新的普遍主义的黎明期，它将把各人种中一切劳动的人们，结成一个普遍的合作的共同体。”
　　这个“新的普遍主义”的主要角色，必将是全新的民众和庶民的群像。我认为只有中国的悠久历史与现实步伐才蕴藏着开拓上述未来的无限的能量。

　

　　中国前汉时代有个被赞为“中兴之治”的君主，他就是宣帝。宣帝的祖父曾被诬谋反，以至株连全家。那时他才诞生几个月，虽幸免于被杀之难，却被降为“庶民”。后来皇帝不期驾崩，后继无人，便找到他这个武帝的曾孙，继承了帝位。由于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状况，又掌握了生活智慧，所以他的政治曾放射出异彩。他最憎恨形式主义与虚套。
　　讨厌那些知识阶层的儒者们标榜传统、玩弄脱离百姓生活的理论。
　　宣帝的太子生长在宫中，不懂人间饥苦。他凭主观意志请求宣帝纳用儒者。宣帝听后，勃然变色，斥退太子。《十八史略》（林秀一著，明治书院版）中有如下记载：“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乎。”
　　在这里，他严厉申斥了那些堕入形式，不尊重现实，只是一味要求遵循古法的儒者们。
　　日本作家陈舜臣氏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
　　中描写了儒者们倡导在皇帝进膳时施行古礼，宣帝对此严加批判，斥之为形式主义的情况。宣帝嘲笑宫中这种大讲排场，煞有介事的进膳仪式，他说：“这么做还吃得下饭吗？”他深知百姓过着饥寒交迫、汗滴禾土的苦日子，所以感到“终日研究应行几遍礼、屈膝多少度，左手在上还是右手在上，吉拜与凶拜有何差别等等，简直愚蠢到极点。”
　　陈舜臣又写道：
　　“宣帝认为给与那些教习礼仪的官员高薪厚禄是浪费国库资财。”还描写了宣帝每当听到他们脱离实际的空话，心中便觉焦躁，“必然想起从前漂荡在自己周围的百姓的汗水气味。”对于曾在民众的烦恼与痛苦中生活过来，熟知百姓现状的宣帝来说，那些儒者们的废话是最可气的。
　　宣帝一向施善政，积极设法救济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世人常说的设置“常平仓”一事，就是其中之一。《十八史略》（同前）中还记着：“拜刺史、守、相之时必将亲自见问。”就是说每当任命接近百姓的地方官时，宣帝都要亲自接见，并提出各种问题。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将到民众中去的地方上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廉洁的人，百姓便无法安宁。
　　领导人如果是娇纵任性的特权阶级，或不了解“平民的风格”，“平民的心理”，便不可能和民众走在一起。一个十分接近百姓，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宣帝一直被称为汉朝历代皇帝中的明君，他的各项政策都深得民心。因为他能运用在平民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同时又具备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顽强精神。可以说他的苦难经历使他把民众永远当成思考问题的尺度，又使他把复杂的现实变成可驾驭的血肉之躯。

　

　　长野县曾有一位坚持自己信念，敢于大胆发表言论的人。
　　他就是原《信浓每日新闻》主编，著名的桐生悠悠。他是在后人谈论“战争与记者”一题时常常提到的人。
　　他是这样描述信州风土的：
　　“原来（——引用者）信州为言论自由之地。信州人因富于理智而闻名。既为聪颖民众聚集之地，信州成为言论自由之乡则便不足为奇了。因此信州就是我们自由言论者——评论界的理想地区。”（《桐生悠悠自传》，太田雅夫编，传统和现代社版）
　　的确，信州（今长野县）的人民大多聪慧而独立性很强。
　　他们刚直大胆、具有毅力，似乎带有一些英国人的性格。由于生活在这种“言论之乡”，所以桐生才写出了这段正义的文字斗争史。
　　这是昭和八年（一九三三）的事。从八月九日开始，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连续举行三天防空大演习。八月十一日，正值演习高潮之中，桐生主编写出题为“嗤笑关东防空大演习”的社论。
　　社论大体梗概是：“应当在敌机到达日本上空以前去击退它。如果忘记这点，即使进行演习来预防空袭，也无济于事。”
　　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观点。
　　但是这篇社论惹恼了日军军部的掌权者，桐生最后被迫辞职。就连这样客观反映是非的一点点自由都要受到镇压。骄横的强权实在可怕之极。
　　辞职之后他搬到名古屋，经营出版私人杂志《他山之石》。在这里，也由于他对强权政治的无情批判，屡次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他至死未放下批判日本军部之笔。他曾说过：
　　“我并非只是要表达一下心中想说的话，也不是要尽情畅所欲言以求一快。我所说的，都是不能不说的话；是作为一个国民，在此非常时期，为了国家的命运，出于一个爱国者的立场，同时也是人类的立场，必须说出的话。随心所欲说出心中的话，会感到痛快，然而说出必须要说的话，却不是痛快，而是痛苦。”“正因为如此，最终我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同前书）
　　就这样，那时他受到迫害，被视为国贼。今天，他已成为“富有反抗精神的办报人”的典范，永远名标青史。
　　他曾把当时的世界形容成“畜生横行的地球”。可以说，今天的世界也依然如此吧。他在这句话中表现出的敏锐思想，以及他不惜与强权战斗的勇气，至今还激励着人们。他用行动回答了所有新闻报道事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为谁而写”，“如何而写”。
　　新闻报道是为什么人存在的？永远是为民众而存在。是为什么人而写？是为平民之友而写。新闻报道事业一旦忘记这些行动的根本，必然走向堕落。
　　如果新闻报道事业畏惧权利机构，不去纠正它的缺点，而去拼命投机迎合，结果必然助长权利机构横行，更加肆无忌惮。反过来不能不更加畏惧他们。这种恶性循环，将给日本带来危机。我为此深觉担忧。
　　总之，桐生悠悠这个新闻报道事业正路上的先驱者的足迹，也向当今世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每当想到迫害，就想起一个与布鲁诺、伽里略一样，同罪恶的宗教权威斗争的人。他就是约翰内斯·开普勒。
　　开普勒是德国天文学家，是关于太阳系行星的运动“开普勒定律”的发现者。他被称为近代天文学的创始人之一。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出现“开普勒定律”，大概也不会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
　　开普勒原来师从丹麦天文学家戴克·布拉埃。开普勒不只依靠先立假说，然后找出证据的研究方法，而且还通过对布拉埃积累达十七年之久的天文观测数据的分析，才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电子计算机帮忙，在得出结论之前要经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计算过程。他就是这样不辞劳苦，埋头于反复计算的、充满热情与执着的人。
　　可见，如果他不成为布拉埃的学生，没有遇到那些观测数据，便不会出现开普勒定律。因此，他的发现可以说是师徒共同劳动的结果。
　　开普勒活跃的时代是十七世纪前半叶，正是近代科学的建设时期，也是“捕捉妖女”①的宗教运动狂热到顶点的时期。不幸的是开普勒的母亲也被指控为“妖女”。他的兄弟和亲戚由于害怕世人指责竟抛弃了这位母亲。传说她犯有各种罪行，从记录看似乎也存在某些问题。但开普勒完全不顾这些传说，坚决出来斗争，营救母亲。最后终于获得胜利。在审判“妖女”的历史上，被指控为妖女之后，尚能得救的人是极少的。
　　--------
　　①捕捉妖女——审判妖女是中世纪欧洲各国基督教内部的一种迫害习俗。
　　传说妖女与恶魔性交后得到魔力，宣传异端邪说，加害于人。罗马教会视其为异端者，经审判处以死刑。

　　在阿萨·凯斯特拉所著的《约翰内斯·开普勒》，（小尾信弥、木村博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一书中介绍说：对开普勒母亲审判时，竟举出四十九项罪状。其中包括有她听到圣书的语言没有流泪之类的例子。当时这叫“哭泣考验”，是审判妖女活动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足见这种审判确实是一种疯狂的行为。
　　为了救出身带枷锁的七十三岁高龄的老母，开普勒勇敢地站出来，他断言那些迫害母亲的人，才是受了“恶魔”的指使。在战斗中他没有朋友，那是一种“孤独”的斗争。为了给母亲辩护，他写下长达一百二十八页的辩论文稿。
　　他的母亲已把死置之度外，坚决拒绝承认“是妖女”。儿子伟大，母亲也同样伟大。这样，经过一年监禁，母亲终于获释。一场艰苦的奋战过去了。但半年之后，她便告别了人世。
　　开普勒此时含着悲愤向世界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星的第三定律”。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小说《梦》。这是描写他和母亲一起到月球旅行的科幻故事。小说根据太阳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写成。他以此书有力地反击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们（《开普勒之梦》，约翰内斯，开普勒著，渡边正雄、畑本惠美子译，讲谈社学术文库版）
　　我在访问秘鲁首都利马时，曾参观过那象征基督教残酷历史的古宗教审判所。现已成为博物馆，保存着当年黑暗历史的遗迹。
　　在欧洲各地都有宗教裁判所，但像这样完整保留下来的不多。法庭天花板上的雕刻和监狱等依旧保留原来的样子。生动地再现了那造成大批牺牲者的悲惨历史景象。
　　一九七九年在利马发行的《宗教审判》（塞巴乔斯著）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博物馆再现了那充满真正苦闷的二百五十年的历史，表明那是无法言表的受难的日日夜夜。在这里，那些被诬告的无辜受害者，被扔在与毛骨悚然的小路相连接着的洞穴之中，堆积起来，活活埋掉。被囚禁的人们受到残酷拷打之后，他们诅咒着人世的一切，被迫在这里渡过漫长的最后生涯。”
　　这个宗教审判所于一五七○年诞生，最初按照西班牙国王命令，在利马中央教会开办，一五八四年正式改设在现在的波利巴鲁广场上。
　　在此之前，西班牙人皮诺洛一五三一年入侵秘鲁北部，逐步征服一个个地方。在此前后，那些具有审判官资格的西班牙宗教审判所使节，早已在秘鲁登陆。所以在此审判所正式成立以前，已经进行了多次宗教审判。
　　利马宗教审判所的完全废止是在一八二○年。它坑害民众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当人们听到废止的消息时，一齐拥向那里，砸毁设备，推倒房屋。足见它在民众心中积结了多么强烈的怨恨与愤怒。
　　宗教性的镇压行为，从历史上看，世界各处屡见不鲜。不过通常所说的“宗教审判”似乎多指基督教而言。这是对那些违背所谓的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者以及其它宗派，强迫实行改宗的制度。从中世纪中叶到近世，在欧洲、拉丁美洲都广泛开展过这种审判。这是一段真正的残暴拷问和严酷刑罚的历史。看来审判的最初目的在于维持天主教的纯洁单一，强迫改宗。但实际上重点放在对异端者的取缔和处刑方面。
　　塞巴乔斯又写道：“利马宗教审判所的机构由七十一人组成。审判长以下有二名审判官，另外有律师、咨询官、审查官、出版物检查官等等。它是一种法庭形式，但事实上由于没有刑法，一切均按审判官的意志决定。”据说，由于审判中那些替犯人进行辩护的人，可能也被扣上异端者的帽子，所以很少出现对犯人有利的证人。看来，那些法定的辩护人实质上是诱导犯人坦白的说服者。足见审判官的权限是极大的。
　　二百五十年之中，利马审判所共有四十二名审判官。他们都是由西班牙派遣而来。他们背后就是最高权力者，都是经过筛选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民众却十分惧怕他们，称其为“从地狱来的吃人魔鬼”。
　　塞巴乔斯还在书中这样写道：
　　“最可鄙的是这一件件的残暴行为都是由精选出来的有学问的人进行的。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残忍行为毫不介意，而且避开承认自己行为残忍的一切机会，岂止如此，这些专门从事镇压职业的人群还组成了特定的集团。他们生活在隔离于群众之外的巨大庭园内、歌声荡漾的笼子里，根本听不到被推入悲惨深渊的平民的哀叹之声。”
　　下面有篇判决书，可以充分显示那些反复进行残暴审判的审判官的心理状况：
　　“认定犯人有罪之后，便进行拷问，拷问是为了使犯人承认被告发的具有证据的事实。在我们认为必要的时间里命令进行拷问并持续下去。其结果即使犯人死去，或流血，或断去手足，都是由拒绝坦白认罪的犯人自身造成。责任在于犯人，与我们无关。”
　　这是多么巨大的谎言！被怀疑者的多数都是遭到诬告的人，有什么“坦白”可言呢！对这些依仗宗教权势的、压迫民众的狂妄的当权者，我心中涌起无比的愤慨。
　　宗教审判也有杀一儆百的因素。审判时，除审判官之外，该地区的要人也全部出席。塞巴乔斯指出：“绅士、淑女也有义务盛装出席，这是当时对教会及政治忠诚的证明。据说，那些盛装的有权势者要拉着“罪人”，由中央广场沿大街游行。
　　然后“罪人”们被绑在十字架上处刑。被告人变成一种示众、儆戒的工具。也常成为人们寻开心的街谈巷议的话柄。
　　尽管被称为“罪人”，他们也是痛苦的、将死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寻开心，决不是正常人的心理状态。
　　宗教审判的牺牲者仅在秘鲁就有五十万之多，全世界该有多少人死于这种非命呢！其中肯定也有人格高尚者，还会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正义的人。这样一些人却被强行推入可怕的死亡深渊。真是一部令人战栗的历史。
　　早在秘鲁等拉丁美洲各国实行宗教审判之前，欧洲各国自中世纪开始，都进行过这种审判。
　　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欧洲是国王的“王权”与教会的“教权”并存时期。社会机构与教会互成表里，结为一体。在宗教审判过程中，王权与教权的利害相互纠合，加上人的永无止境的欲望作祟，便造成阴森可怖的屠杀历史。教会不顾平民痛苦，一心要满足自己追求财富、权威、以及权力的丑恶欲望。基督教本来是个劝说人们尊重良心，倡导博爱、宽容的教会。然而正是这个教会却使数百万的平民无辜流血牺牲。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他们镇压的对象不只是异教徒，一些地道的基督教徒，一旦批评自己教会的教义也会遭到不幸。动辄被处以烤刑，或绞刑。这段历史的教训极为深刻。当然它已成为过去，现代的教会也已完全不同，不过，在回忆这段基督教漫长的黑暗历史时，我们仍然不能不想起汤因比博士对它的狭隘性作出的严厉批判。
　　自古至今，有多少种宗教都曾仰仗自己巨大的权势，压迫蹂躏过百姓。本来理应为民众而存在的宗教，却反过来成了迫害民众的机构。这种可怕的历史场面永远不应忘记。
　　譬如日本江户时期，也有过宗教压迫。那时许多佛教界信徒由于强烈的信仰支配，常常自发地出去布教，因而遭到逮捕。
　　本来寺院有责任保护信徒，保卫信仰的纯洁性。但是他们害怕牵连，便申明这些“是教徒自己的布教活动，与寺院无关”。
　　传布佛法原是宗教者的使命，然而在遇到迫害之时，他们却毫不顾忌地竟把责任全都推到普通信徒身上。
　　这太卑鄙！任何时代遭到牺牲的总是平民百姓。今后必须改变这悲惨的历史。为此，我认为最需要的是个人的坚决、勇敢行动和觉悟起来、团结起来的民众力量，以此抨击那些将会导致集体性的疯狂行为的心理因素。总之，只有觉醒了的民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我们应当看到时代已经步入了这个“阶段”。

　

　　世上最宝贵的是民众，任何东西离开民众的土壤都无法继续繁荣发展。
　　关于印度佛教衰亡的原因，曾有种种评述。大体来看，在外因方面有两种分析，一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侵入”；一是由于“与印度教的妥协”。但是多数学者一致认为最主要的是内因作用。即“脱离民众”。
　　佛教本来是为民众兴起而又流传于民众之中的宗教。释尊深刻体会到平民的哀乐，在同人生痛苦的斗争中，才留下珠玉般的教诲。
　　据某佛教研究专家说，现在甚至有这样一种偏激看法，说“释尊不曾宣传过佛教。”释尊宣传佛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一乍看上去极为奇怪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富于含蓄意义的语言。当听说释尊曾宣讲过“八万法藏”这一庞大佛理时，便会使人联想到体系精密、详尽的教理，觉得释尊似乎也是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宣传佛法的。然而释尊的说教是对苟延于贫苦中的黎民众生进行的激励，是对呻吟于病苦之中的老媪抱着无限同情的言词，是对陷入精神苦恼深渊的青年们亲切的鼓励。在他结束传教生涯之后，他站在苦于等级差别和身份制度的大众一边，所发出的火一般热烈的字字句句，便形成“八万法藏”留传下来。经文始终都用问答形式叙述，就充分证明上述说法的准确性。释尊说教的佛法是在同民众对话和行动中迸发出来，而后归纳成经典的。
　　一提起佛教，人们往往以为它存在于深山老林，是一种静寂无声的东西。但实际佛教的正统从一出现时起，就是深入生活实践，在群众当中得到生动的宣传继承的。这点值得注目。
　　但释尊圆寂后，佛教远离了普救众生的精神。其原因何在呢？
　　其一，是“解释学的先行”。释尊曾使用比喻等方法，巧妙、通俗地讲述了自己的悟彻之理。并使用其卓越的、慈悲的人格教化民众。因此使那些不能理解高深佛理的人，通过释尊的因时、因人、因地的“自在的说服力”和“伟大的人性”的影响，而依归了佛教。
　　但是，释尊圆寂之后，佛教教团就佛说含义及教理展开了烦琐的研讨。由于见解不同，又分裂出多种派别，出现所谓“部派佛教”时代。
　　因此他们背离了释尊作为实践者“深入民众之中”、“普救民众苦难”的真意。后来由于反省到这一倾向，兴起了大乘佛教。但是依旧没能改变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趋势。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当救活一个个具体的人。忘记民众，脱离现实，一味玩弄空洞的理论，便完全失去佛法的根本精神。
　　不论他们怎样炫耀“难解”的“论理”，怎样用深奥晦涩的言词来装饰自己，这种人都是不可信的。
　　不论多么伟大的哲学，如果群众不懂，也就没有价值。所谓深奥的道理，不能算是优秀的东西。也称不上宝贵。相反，能用通俗的言词解释最深远的哲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佛学家。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说明印度佛教脱离民众的例子是使用梵文编集佛典问题。释尊在世时要求其弟子用俗语讲经，即用社会上通用的日常语言宣讲佛法。这一点从目前各地发现的佛典手抄本使用的语言也可得到证明。
　　自古普塔王朝开始，国家提倡使用梵文，因此佛典也用了梵文。这是佛教衰落的开始。
　　梵文不是群众的日常用语，曾作为神圣的语言用于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等处。可以说是一种特权阶级的语言。
　　一种观点认为，编集民众无法看懂的佛典正是佛教失去在民众之中活跃地位的证据。我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
　　日莲大圣人也曾使用平假名（日文字母）写过信，那是因为对方不认识汉字，这里正体现了佛教本来的精神，体现了他指导与弘教的方法。
　　印度佛教脱离群众的另一原因是它的支持者只限于城市居民。城市里有王公贵族、商人。佛教团体自然一直依靠这些人的捐赠。其结果却无法在地方上，特别是在农民之中生根开花。
　　由于“依赖城市市民捐赠”而出现另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就是“寺院中心主义”造成的僧众的堕落。以前是一个个僧人分别去化缘乞讨，来解决供养问题。后来僧院增多，供养问题统一由寺院来解决。
　　手捧钵盂一家一户去乞讨化缘的修行，原是基于一种严格的规矩进行的。随着寺院的增多，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艰苦修行竟逐渐被遗忘了。
　　即使不进行修行，那些有权有势者照旧捐来财物。而且供奉额逐步增加，因此寺院积蓄起巨大财产。最后甚至接受土地的捐赠，寺院简直变成一种依靠收取土地租金过活的“世俗领主”。
　　这样，随着寺院财富增多，生活具有保障，比丘（僧）们便失去与民众的接触机会，脱离人民，堕落下去。甚至出现为了吃饭而出家的僧人，以及犯罪分子为了安全逃进寺院出家的情况。
　　形成教团组织的比丘们，本应是求道的“修行者”，同时也是“弘教者”，是民众的好“导师”。但是佛教变成寺院中心主义之后，寺院成为僧人们的专有财物。其结果，严格的“修行”、慈爱的“弘教”、以及为民众的幸福而献身的作为“领导者”的使命等统统撇在一边。
　　印度佛教的“脱离民众”情况，从以上各方面看，都极为明显。
　　印度佛教失去了佛教原有的基于坚定“信仰”的生命力走向唯心主义，最后只能走向衰败。不论是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是同样道理。
　　由此可知，当伊斯兰教侵入之后，印度佛教立即彻底消亡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此外，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印度教兴起之后，印度佛教受到排挤、感到压力，便主动吸收印度土著的民间信仰，发展成密教。从而失去原来的精神，同所谓“活死尸”相信，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可以说来自伊斯兰教的打击，只不过是促使其内部早已腐朽的印度佛教这棵大树倒下去的最后一击。
　　与此相反，实际上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却是印度教。抛开教养的高低、深浅不谈，就数量而言，目前在佛教发祥地的印度，佛教徒仅不足百分之一，而印度教徒却占百分之八十。
　　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有人研究说，纵观印度佛教的历史，佛教从未像印度教那样得到民众支持过。即便在被认为是佛教最为昌盛的阿育王朝、迦腻色迦王朝统治时期，民众中占有最强势力的，依旧是印度教。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佛教对印度教逐渐妥协，这从某种意义看是同群众的接近。但是佛教已失去至关重要的释尊的根本出发点以及独立性，受到同化。因而必然消声匿迹。
　　最重要的是在坚持本来精神的同时，做到设法与“民众”共同生存，不断启发“民众”的觉悟。“民众”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脱离民众的结果造成印度佛教的衰亡。如果重犯这种错误，将是最愚蠢的人。
　　以上便是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