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豁出性命可以战胜万人”——这是我喜爱的一句名言。同时这也是我的真实感受。事情不问大小，在胜利与凯歌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豁出性命的人”。和这样的人会面，除了使我深受感动，同时也令我十分高兴。
　　所谓这样的“一个人”，并不是什么著名人物。岂只如此，在纵观历史的进程时，每当大的时代变革，总会有许多无名的庶民、民众，进行献身的战斗。所谓“历史”往往忽视这点，往往成为“英雄史”，相反，我认为创造历史的，毋宁应该说是民众的力量。
　　娄拉·赛柯德——后来被作为拯救加拿大危机的勇敢女性的她，也是这类无名庶民的一员。一九八一年六月，我访问了加拿大的多伦多，拜访了位于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畔她的家。在周围为巨大的柳树、杉树及花草所环绕当中，有一座足以联想起赛柯德夫人一生的潇洒的小楼。
　　一八一三年夏天，加拿大（英）军与美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赛柯德夫人居住的科因斯顿也是激战地之一。她的丈夫已负重伤，她的房屋也做了美军的屯驻地。
　　在这样情况下，一天，她在窗前偶然听到美军的军事机密。当她了解到情况的紧急，顾不得重伤的丈夫，单身向远离三十公里外的加拿大军的驻地奔去。为了躲避遭受狙击的危险，她必须绕道而行。而且那是一条不成路的路，她在丛林中一边分开草木一边前进。衣服扯破，手足伤痕累累，疲劳、困惫，即使这样，她还是一步一步地向前奔跑。她的这一豁出性命的穿越敌阵的行动，终于取得成功。为此，加军向美军发动了奇袭，取得了历史上辉煌的胜利。
　　一女性所具有的这种坚毅性，推动了历史。而且据说在树立了这一功勋以后，她也毫不自傲，当战争中致残的丈夫去世以后，她仍然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和社会上的惊涛骇浪继续进行搏斗。功成而仍在无名的道路上前进，她的形象比起她的功绩来，还要崇高得多。她居住过的那座潇洒的白色小楼所散发出的氛围，正是她那高贵的人生的有力象征。
　　“一个人”的存在，该多么伟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是可以依靠别人来完成的。更何况那种认为只有人多势众才能成功的说法，只能是廉价的、是傲慢的。
　　那种缺少“豁出性命的个人”的团体，即使表面看去，一时有所扩大和发展，到头来还会走上衰颓之路。只有不断一个人、一个人地培育出严肃认真的个人，才能由一个中核，构成粗大的车轴，不断扩展，形成二波、三波乃至万波。

　

　　关于“领导者的责任”问题，有一桩发人深省的事件。距今约一百二十年前，南美智利的教会曾发生一起巨大惨剧。我觉得，令人悲痛的这一事件，包括“错误思想、错误宗教的可怕性质”和“尊重人的信念”等等问题，给人留下了许多教训。
　　一八六三年南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拉·康帕尼亚教堂失火，发生了一夜之间烧死两千多名年轻妇女的惨剧。这一惨剧，详细地记载在第二年的《英国年鉴》（An－nualRegisAter，1864）上。
　　根据这一记录——
　　在十九世纪建造的这座拉·康帕尼亚教会，从十二月八日傍晚起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到场的人超过了三千人，其中大半都是属于圣地亚哥上流阶层年轻貌美的妇女。这次的仪式是为庆祝“圣母玛利亚无原罪怀胎”的教义而举行的。这天是长达一个月庆典的最后一天。
　　管弦乐队、合唱队、馥郁的香料、豪华的装饰等等，据说这历时一个月的祝典，极尽奢华之能事。但是拉·康帕利亚教会的、名叫乌格鲁蒂的祭司，还不以此为满足。他宣称如果将供品和一封信合在一起交给教会保管，那么就可能和圣母玛利亚沟通。他想出了一个“通往天国邮局”的主意向信徒们散布。同时还开始发行了宗教性的“彩票”。这些做法，从天主教的教义说来，也显然是越轨的，不能不说它是与信仰者毫不相称的、追逐名利、走上堕落的一种行为。祭司乌格鲁蒂，显然希望夸耀这次祝典的装饰远胜过罗马的有名教会。为了筹措所花费的巨款，他甚至出售昂贵的入场指定券。
　　教会内绚烂豪华的帷幕从高高的圆天井一直垂到地面上，祭坛的四周排列了两千只蜡烛。
　　但是，除了这种豪华陈设，对于安全的考虑却未做任何准备。
　　发生悲剧的十二月八日午后六点四十五分，教会内已经超满员。尽管如此，想要入内的群众，还拥在门口。在这种情况下，弥撒开始了。庄重的风琴声，飘浮着香料的温馨气味，整个会堂内为庄严的气氛所笼罩，侍祭的人们登上祭坛，两千只蜡烛挨次地点着了。
　　就在这时，一名侍祭疏忽大意，点火的手没有把握好，将身旁的布幔燃着了。火焰眼看着增大起来，顺着布幔移向天井上的薄绢，也引着了悬挂着的数千盏石蜡油灯，爆出的雨点一般的火花，溅落到淑女们的身上。火势熊熊，发出可怕的声响，整个教会回荡着刺耳的悲鸣声。
　　不过，据说起火后的最初一分钟，人们都丝毫未动。上述《英国年鉴》写道：
　　“群众显然是在期待着富于慈悲的神能熄灭这场大火。”
　　一般的说，信徒往往会抱有这种感情。不过，一个真正的信仰者对现实发生的事件，一味被动，不讲求相应的办法，决非应采取的态度。毋宁说，正因为有信仰，就更应当讲求仔细的对策。而且即使面临危难的时候，也要设法克服这种危难，开辟出一条希望之路，积极地想办法和危难进行搏斗。
　　只有这种向前看的态度才是真正信仰者应该采取的。
　　拉·康帕尼亚教会可以说事先完全没有考虑人们的生命安全。这样说的根据可举出如下几点：（一）教会建成后已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而且屋顶是木造的，极易引火。（二）出入口非常之少，不但少，而且都被装饰的幔帐遮蔽住。（三）
　　售出了超过定员的入场券，进不到里边去的人占据了出入口，妨碍了避难。
　　不但如此，一些男人为了救出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拥到门前，将向外逃跑的妇女推回火中，成堆地跌倒，堵塞了整个出口。
　　也就是说，这次惨剧完全是人为的灾难，是“疏忽”、“托大”和“不按常规”造成的。
　　对点燃蜡烛的疏忽，建筑物在避难上结构的缺陷，过多的入场者，没有进行早期灭火及没有适当地引导人们避难。令人感到这一巨大悲剧完全被置于束手不管的状态之下。
　　在当前，也出现过飞机、船舶的巨大事故或惨剧，追究起这些事故的原因，几乎可以说，一律都存在着暗中的疏忽或大意。从这种意义说，不能不断定由人灾造成的惨剧是太多了。
　　“小事就是大事”。一个领导者必须深刻洞察灾难经常是由疏忽大意引起的这一事实。必须以最大的责任心和细致的考虑，日日夜夜为此操劳，这才配称为领导者。他必须是个防患于未然的人，在责任心的支配下，一旦觉察危险，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可是，拉·康帕尼亚教会的这场火灾，祭司乌格鲁蒂等人的举动是完全相反的。这不单只是他们事前毫未考虑过安全，而且他们在大火起来时偷偷地从“圣器保管室”的后门逃走了。而且从那以后慝迹潜踪，谁也不知道他们后来的动静。同时，摆放在祭坛上的贵重家具类，却由侍祭们搬运了出去，这种人该是多么卑鄙可耻啊。
　　信徒们失去了他可依靠的中心，只能混乱一团。
　　即使事故已然发生，如果立刻发出冷静的判断与正确的指示，也会防止这场大惨剧的发生。比如一方面发出明确的指示，立刻进行灭火，指引群众顺序地安静地从出口向外避难等等，同时鼓励大家沉着行动等等，这类可能做的事多得很。放弃这种责任，其罪行是极大的。太无慈悲了，太残酷了。
　　本来圣职者是以救济人们为天职的，是首先应该救助人命的。对于他们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丑恶行为，民众发出了激烈谴责的声音：“为什么不在搬运家具之前，首先去救助贵重的人命呢？”这种愤怒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民众这种愤怒，智利总统终于发出了废止教会的命令。
　　再也没有比民众的愤怒力量更强大的了。它推动了当时的权力者，使时代与社会走向进步。重要的是，青年们必须具有与卑劣的领导者进行战斗的“霸气”。对于社会的邪恶，如果只是背后不平不满，那不能不说是过于落后的、宛如处于封建社会中的态度。青年应该作为民众的先驱，勇敢地站出来抗争。
　　这次事件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圣地亚哥的“花”与“美”、青春与骄傲的象征，就化为一片乌有。它严峻地说明了“领导者的责任”多么重大。
　　可以说是否具备领袖的资格，全在于有无责任心。这种责任心是否强烈，决定了他的品质如何。而且负有责任的人的品质，又往往是人们从内心里予以信赖的。一个以消极态度从事工作的人就不会有责任心。由于缺少责任心也就不会产生做番事业的热情和智慧。只是勉勉强强地担负责任，也就不会产生喜悦的心情。相反，具有责任心的人，智慧也会随之而来。“决不能使之发生事故”、“我要保护每一个人”——
　　一个人有这种强烈的念头，那么对小事也会给予周到的注意，对平时不易发现的危险的事故隐患也会敏感地觉察得出。同时，所谓“一个人挺身而出”与发动大家，表面看来似乎是两回事，其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有了自己担负起责任的“一个人挺身而出”，才为发动大家准备了基础。

　

　　在中国，从秦朝瓦解到汉朝建立的这段动乱时期，再也没有比项羽和刘邦激烈争霸的斗争，更能清楚地显示出是否起用人才关系到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了。
　　关于项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并无尺寸土地的项羽，乘势起于民间，三年之间，率五诸侯灭秦，分辖天下，封王侯，政令出自项羽，号称霸王。虽然未能始终保全他的地位，但近古以来是从未有过的。”①（《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四卷，稻田孝译，平凡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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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史记》原文：“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在农民起义当中，崭露头角的项羽，司马迁称之为前所未有的人物。
　　“乘势而起”，正像司马迁所猫写的那样，在历史上总是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活力，在争霸的当中，做到超越人智，顺应时势，如水之就下。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缺少“时”与“势”，是否能洞察时势，是否能顺应时势，可以说，项羽也是在时代的浪潮中乘势兴起而又沉没在时代大潮中的一员。
　　被称为天下第一勇士，具有鬼神般超凡力量的常胜将军项羽，最后败在飘浮在浪潮之中的刘邦手中，被迫自刎而死。
　　这样，作为争霸中第一个英雄，越是把他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就越增添悲惨的色彩。
　　司马迁在《史记》（同前书）中指出项羽虽有才气而终于在统一天下中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即是说：项羽（一）怀恋故土，放弃了关中（长安所在的要冲之地）。（二）放逐义帝而自立，结怨于诸侯王。（三）
　　炫耀己功，只相信自己的智慧，不想吸取教训。（四）自称霸王，相信武力可以征服天下，任性而行，无所忌惮。作为一个领袖，如果感情脆弱，流于感伤，这是绝对不能夺得最后荣冠的。同时，不去吸取教训，不去倾听忠臣之言，不去冷静分析形势，当然不会取得胜利。而且更不应当存有“自傲”之心。
　　项羽以人生的悲剧而告终，但是他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说什么“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所以司马迁在文末说“这该是多么错误”。
　　司马迁不赞成把成败的原因归之于时运，归之于天。相反，他深深慨叹项羽存在着“骄傲之心”，这样的心性使项羽直到最后也不承认自己犯下许多过错，这必然使之变得愚暗，蔽塞了心的灵明。
　　对项羽说来，他的自傲，除了他自恃才干和自恃出身高贵之外，还具有作为权力者的牢不可破的骄傲感。权力带来的这种恶魔般的性质，是任何时代都难以移易的。
　　项羽和刘邦这两个人首先的差别就表现在用人的器量上。
　　刘邦出身低微，性格也粗野，动辄骂人。项羽深爱部下，以礼相待。——在起事当初这两人性格上的对照，后来却逐渐发生了变化。
　　项羽十分欣赏自己的异常才能。他对才能的自负，妨碍了他对部下的全幅信赖。同时还使他对部下建立的功勋过小的评价。一切功绩都是项羽自己的，很少奖赏部下的功劳。虽然他很爱部下，但显示不出对人情机微的理解，很少夸奖他们。表现在外面的，是严厉多于温情。
　　人们对项羽的论功行赏十分不满。而且项羽的严厉使部下不敢轻易表示不同意见，加上部下窥伺他的颜色行事的功利主义，使得他周围的气氛日坏。他论功行赏，也只是片面地着重于在战场上建立殊勋的一些人，对那些在背后出过许多力气，或表面虽不明显但却制定了有效作战方略的人，缺少周到的考虑和给予必要的奖赏。这和刘邦虚心听取部下意见，委以大权，激励部下出力，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刘邦建立了“有功必赏”的原则，对部下的功绩，当场就慷慨地大加赏赐。
　　统率小集团与指挥大集团当然有所不同。在战场上指挥士卒作战，项羽独自表现出英勇气概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在这场争夺广阔的中国沃野的争霸战中，是否具有收罗人才的气量便成为关键。比起个人才干来，恐怕气量大小才是决定成败的真正力量。
　　在刘邦的手下，不但有智谋无双的张良、长于行政之才的能人萧何和战略的天才韩信，而且连盗贼出身的、善打游击战的彭越也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可以说，项羽和刘邦在拥有人才多寡上就已经存在着很大差距。
　　比如张良——他是建国的功臣。他原本企图暗杀过灭掉自己国家的秦始皇，但是，这一企图失败了。以后，他向黄石老人学兵法，做了刘邦的军师。刘邦在有名的“鸿门宴”上几乎遭到项羽的暗害，他巧妙地挽救了刘邦的危险处境。
　　这是他遭际刘邦之前的事。对历史具有很深造诣的作家陈舜臣①先生在《小说·十八史略》（每日新闻社版）一书中写了张良之师告诫张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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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舜臣（1924—），旅居日本的华人作家，以日语写作，擅长写推理小说及历史小说（以中国历史为题材）。

　　“天下是广阔的”，“为了支配这广阔的天下，必须广集人才。孟尝君、平原君各有食客三千，收集了相当的人才，但还需要有培养这些人才的能力。”
　　“所谓培养人才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具备‘人’的魅力，然后是财力。……人才是收拢了，还必须懂得怎么使用他们。可惜的是，战国的‘四君’不懂得用人的方法。”
　　只收拢人并无意义。如果不朝向专一的目的，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的话，还是不能左右时代。战国的“四君”——
　　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虽然收拢了许多人，但不懂得很好地使用他们，结果不过是乌合之众。只有能避免这种的缺点，懂得更好地发挥人才作用的人物，才是平定乱世、开创新的世界的人。——
　　张良看准了唯独刘邦才是“这样的人物”。
　　张良作为刘邦的军师，十分活跃。不过他所追求的是统一天下，决不是战场的眼前胜负。他向连续打败仗的刘邦军队反复晓喻地说：“连战连败……打九十九次的败仗，只要获得最后的一次胜利、决定性的胜利，那就大功告成。”（同前书）关键是最后一次的胜利。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同时唤起将士们的“希望”和“信心”。他不愧被称为构筑汉帝国基石的名将。
　　和张良一起受到刘邦重用的还有韩信。
　　这是尽人皆知的故事：已当了皇帝的刘邦，一天，和韩信进行闲谈时，谈到了刘邦手下的诸将各能统率多少士兵。
　　在评论了诸将以后，刘邦问道：“我能将多少兵呢？”于是韩信爽快地答道：“陛下最多也只不过将十万之众。”刘邦问：“那么你呢？”“我是多多益善。”听到这话后刘邦笑道：
　　“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被我这个只能将十万之众的人所擒呢？”韩信回答得很得体：“陛下虽不善将兵，但却具有将将的器量，我之被擒也是正由于此。而且陛下的才能是天授，非人力之所能为。”韩信对刘邦的这一评论是十分正确的。
　　韩信原本是从项羽手下逃到刘邦这里来的。就是这个韩信，曾述怀说：“汉王（刘邦）对我言听计从，我不能背叛他。”
　　这恰好道出了人的心理的一段机微。
　　第二点是，一个领导者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庶民的心”。在这点上，显然项羽输给了刘邦。
　　比如，秦的首都——咸阳被刘邦攻占了。但是他没有掠夺财宝，从而安定了人心。可以说这是一种平稳的无血入城。
　　人们自然对刘邦产生了信赖感。而项羽则把咸阳彻底破坏了。
　　对于一直渴望消灭秦国的他来说，如果不把秦国的国都夷为平地，是无法消除灭掉自己祖国（楚国）的积恨的。据说项羽在咸阳放的火，长达三月之久，都未熄灭。
　　关于项羽的行动，陈舜臣先生在上述著作中是这样描写的：
　　“出生于楚国名门的项羽，对于自身这些贵族所统治的国家为秦国所灭耿耿于怀，相反，刘邦是庶民，所以对生活的困苦感受最深，这成了他判断一切的基础。”
　　“假如百姓们居住的城镇一旦被焚，那么庶民们会立即流落街头，无法养活家口。——具有这样的生活感情，当然不可能做出焚烧的事来。”
　　在《十八史略》（林秀一译，明治书院版）中，记载了目睹项羽的暴虐，“秦民大失所望”，说明民心已完全离开了项羽。
　　不管什么样的战争，失掉了民心就只有失败。过去中国共产党统率下的红军也是贯彻了保护民众的政策从而取得胜利的。再也没有比庶民更重要的了。维护所有的庶民的幸福，才是最终的目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以及社会上的一切，都必须是为此而服务的。从这种意义说，再也没有比带着高等人意识、蔑视民众的领导者更可憎恶的了。庶民乃至青年，必须毅然决然地和这样的权威领导者进行斗争。
　　从结果看，贵族出身的项羽受自己骄纵感情的支配，将庶民弃而不顾。他只是把“灭秦的英雄”这种“美名”和“形式”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不了解庶民的“心”，不能掌握时代底流的“动向”。这样的领导者往往陷入极坏的形式主义，缺少在未来力求实现庶民愿望的“责任感”。企图强行实现自己一厢情愿的理想的“虚荣心”，成了他们行动的原动力。项羽也正是这样的。在他的心里似乎经常有个秦朝以前群雄割据的时代。同时在他思想里所描绘的现实当中，难免有企图以实力来塑造现实的这样一种缺点。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当然不会跟着走。重要的是，必须始终重视庶民的“生活感觉”，经常从这种“生活感觉”来考虑问题。在这种做法当中，自然会产生走向未来的“创造”意欲，自然会产生不会行不通的“智慧”。
　　虽然有力量又有才干，但却独断专行，招致了民心的离反的项羽；出身于无名的庶民，虽然粗野少文，但却深通人心机微，以宽大态度收拢民心的刘邦。——对于面向未来争取胜利的人来说，这个历史教训，的确提供了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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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期的著名武将。他对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很有作为，后被暗杀。

　　“先见性”“时代感觉”“把握时代的能力”——可以说，在激荡的现代，这些都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恩师户田先生主持的读书会上，先生也是深刻教导我们要“探讨”作品的时代背景。恩师的话是在说：必须具备这样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住在时代深处激荡着的洪流的方向。他说：
　　“任何人都离不开时代的动向。不可能走在时代之外。乱世英雄如果生于泰平时代，也可能醉生梦死、了却一生。和平时期的硕学如果生于乱世，也许作为一个流浪汉而了却一生。时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具有可怕的力量。人即使对时代的激流进行抵抗，最终仍不免随波逐流而下。这种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时代力量，作为滔滔的底流支配着人间社会。”
　　这就是说，一个做领袖的人，能否体察时代推移的动向，将会决定一切。
　　时代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去取得的成功不一定就能保证下一次的胜利。那种经常捉摸时间动向，体察时代脉搏，具有先见之明的人，才能取得胜利。相反，那种固守过去的荣光或胜利的经验、被时代丢在后边的人，必然遭受悲惨的失败。
　　织田信长根据“今后是枪炮的时代”这一对时代的洞察，在长篠会战中打败了以常胜自负的武田的骑兵队，就是有力的例证之一。织田信长的先见性到处可见。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出于军事要求，大多将他们居城修筑成难攻不落的城堡，对此，信长很快就看出了只有人和财富和信息灵通的情报才合乎时代的要求，因此他把他的居城迁移到安土城等交通要冲之地，从这点上也表现出他的卓越的先见性。但是，该有多么多的人由于体察不出时代的动向，仍然固守老经验，终于从历史上消失了啊！就连拿破仑，都未能自觉到自己过去一贯的作战方式早已陈旧，终于从下坡路上，一路颠落下去。
　　如果不是一个正确掌握时代变化、和时代共同前进的、进取的领导者，那就不可能有前途。而且他还必须是一个能敏锐地嗅出刚刚出现在表层的轻微变化的人。不囿于过去的固定观念、不阻碍担负着建设下一代使命的青年的成长，这样的领导者，和青年同命运共呼吸，那么肯定会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不只是看到显露在表面上的社会现象的变化，而且能察知隐藏在背后的民众的“无声之声”的呼喊，察知民众的“心的波纹”——一个领导者必须是具有这样的心思和感觉的人物。

　

　　当“变革”掀起激浪的时候——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深层，一定会出现无名的庶民、民众的活动。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也出现了站在最前列的庶民青年士兵“分兵”。所谓“分兵”，意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立即（ataminute’snotice）①出动之意。他们平时作为平凡的农民、小手艺人从事劳动，但一旦出现情况，立即集合、由全体来对处问题。而且团结起来互助、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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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语原为英语minute－man，系称呼美国独立战争时，一声动员令下，立即快速出动参加战斗的民兵。“分兵”即据minute（一分钟）的意译。

　　关于“分兵”，R．A．古洛斯的著作《“分兵”的世界》（宇田佳正、大山纲夫译，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版）中有详细的叙述。这些“分兵”们被称为“冬天是士兵，春天是农民”。冬季农闲期，在大地封冻的严寒中，接受严格的士兵训练，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专心致志地锻炼他们自己。
　　一七七五年四月，在波士顿近郊（康科德、列基希顿）殖民地军和英国的正规军开始了战斗。这是独立革命的开端。在这次战斗中作为先驱出动的是这些“分兵”们。挑开战端“为自由而战”的“分兵”们，他们几乎全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据上述书的记载，战斗在康科德地区的“分兵”的年龄，“不满二十一岁”者占百分之三十，“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者占百分之二十八，“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者占百分之十四。也就是说，十几岁至二十几岁的人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青年的力量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可能啊。我想，绝对不应忘记，应相信他们在任何领域中活跃的能量，使之尽量发挥出他们的这种能量。
　　那么，给这些“分兵”青年提供英姿飒爽的活动舞台的又是谁呢？恐怕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吧。
　　——康科德的人们在组成这个“分兵”队、为独立革命团结起来的过程中，是经历过种种困难的。根据著者R．A．古洛斯的记述，其主要困难是，居住地及财产的差异带来的障碍以及教派的分裂和对立，还有环境或看法不同招致的不和。克服这些困难，引导大家团结起来对付战争的，主要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其中心人物，一名年老的大尉，当时六十七岁。他分别走访了镇上的每一个家庭，和他们对话。他说服人们，使他们同意为独立而战。正是这些经验丰富、老实、稳健的老年人，最懂得如何说服分歧的市民、使他们同心合力的办法。这样，在青年人活跃的背后，还包括那些经验丰富、为人正派的年长者所起的作用。在胜利的基础中存在着这种老少团结的情谊。
　　说到独立革命，这是推动世界历史的一次伟大的事件。但是，促成这次事件开端的人们的团结，却是靠一名年老大尉耐心的“对话”。真正的团结，只靠命令或靠权威的强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靠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情谊，靠每个人都心服口服，把“心”与“心”连结在一起，才能做到。万众一心，则事必有成。纵然不能完全实现原来的计划，也必能找出意想不到的新路。
　　一七七五年四月，康科德的大地上，草木萌动，春风在大地上吹拂。为了保卫这个可爱的家乡，“分兵”的青年们勇敢地进行了战斗。这次战斗，据认为实际上只是经过两三分钟的枪战就结束了。从某种意义说，可以说是一场非常小规模的、简单的战争。
　　但是，这仅仅两三分钟的战斗，却作为“全世界都听到的枪声”，在历史上留下了它的名字。巨大事件，它开头并不一定总是轰轰烈烈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微末，很不显眼，但其中却包蕴着永远发出光耀的先驱的火焰，这种事例决不在少数。后来，与这个康科德有很深渊源的思想家爱默生称颂他们的英勇战斗，写下了如下的颂歌：
　　“伟大精神使那些英雄们勇敢赴死为未来的孩子们留下自由”这一高迈的诗句，深深回荡在我的胸中。

　

　　本年四月十日（一九八八年），法国文学研究家桑原武夫逝世了。享年八十三岁。桑原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仍活跃在人生“第一线”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优异的成果。作为日本人，他是稀有的卓识之士。可以说是与法国的人道主义者阿兰相仿佛的大知识分子。
　　我曾经和法国的“行动知识人”安德烈·马尔罗举行过几次对谈，后来将对谈的内容，题为《人的革命和人的条件》的对谈集加以出版（潮出版社版）。那时，桑原先生给我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序文，他的厚意使我永远难忘。
　　大概是四十年前，我在青年时期就对桑原先生如下的一段话，深为感动。
　　“现代的人道主义，是否名副其实，取决于是否心中有民众。”（“朴素的人道主义”，收于《桑原武夫全集5》，朝日新闻社版）
　　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确应该立足于民众现实之上，具备贯彻理想主义的精神和态度。它应该是这样一种远见卓识：能够先期敏锐地觉察出强烈要求，以民众为主角的真正民主社会的时代大势。这也可以说是和佛法所追求的、以实现众生幸福为第一义的精神，一脉相通的吧。
　　在桑原先生的巨大成就中，可以举出他在人文科学中开创了共同研究的道路。文学、哲学这类人文系统的学问，由于它的性质，几乎全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但是桑原先生在同一研究课题下，动员了济济多士的研究者，使之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力量，不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的确是划时代的创举。
　　桑原先生之所以能开辟这样的道路，其背后存在着先生这样的一种信念：“如今，独创的行动，离开协作和组织起来是不可能实现的。”（“青年的冒险精神”，同前书）
　　桑原先生之所以能吸引许多研究者，完成以共同研究为中心的任务，其秘诀究竟何在呢？这可能有种种原因，如他深厚的教养以及旺盛的好奇心等等。但是，我这里愿意特别指出的一点，那就是桑原先生是个具有人情味的深深“理解人的人”。
　　先生自己也说：“在德语中不是有个menschenkenner（懂得人的人）的词语吗。……为了能成功地使大家携手并肩前进，主要的因素，是靠‘懂得人的人’。”（《人的史观》，潮出版社版）
　　这是前辈的对人生的意味深长的金玉之言。
　　对于共同生活，共同行动的伙伴来说，最重要的存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最希望的领导者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那决不是单纯的技术者或单纯的有教养的人。也不是有名声的人、有财力的人。人们希望并欢迎那种深知人情机微、明白人的心理、能充分理解自己的领导者。能得这样的领导者，就会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集体。桑原先生深明此理。所以才强调共同研究中的“懂得人的人”的重要性。
　　关于这点，不只关系到领导者，而且在整个人生中也是个重要的课题。
　　桑原先生还说：
　　“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理解人。……这不是指关于抽象的人的一般学理上的知识，而是指由自己去观察、理解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并根据和他们打交道的体验，得出的见识。”（同前书）
　　这种对人、对人生的透辟的洞察——我认为桑原先生的伟大之处正在这里。桑原先生虽然年逾八十，仍然精神矍铄地从事各种活动。他的“懂得人的人”的底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放出光采，更加生气勃勃地被发挥出来。
　　集体组织这种东西总不免把人划一化。而且科学的知识也容易把人抽象化和一般化。这样，在观察人物时，大多只是以自己的好恶感情或先入为主来观察人。但是，这些做法，都不外是精神脆弱的表现，不能全面把握人而已。真正重要的是，如实地了解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的人的生命本身。那种时而苦恼、时而啼笑的活生生的人，才是真正现实中的人。
　　关于这一点，一个领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具备高迈的人格，必须具备敏锐的、强韧的洞察力才行啊。
　　佛法的伟大性就在于从现实出发来发现真理，一贯彻底地凝视现实中每个人每一件事物，从中发现真实。组织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在于是否热爱每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并从这里开始，作为人与人交流的出发点。

　

　　看穿人的真实。再也没有比这点更加重要、更加成为一切事物的关键了。但是同时，也没有比它更难掌握、更难指望十全十美的了。
　　被人们认为是天台宗中兴之祖的妙乐大师说过：“障未除者为怨，不喜闻者为嫉。”我想特别提出“不喜闻”这件事。
　　正像世上所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那样，不愿意听到不合自己心意的话，不愿听到刺耳之言，这是一般凡夫俗子的常情。
　　反之，奉承和甜言蜜语，就极易听得进去。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自身的成长，也不会有相互的进步。只让那些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人围绕在自己周围，肯定会自掘坟墓。造成领导者“不喜闻”的骄傲与怠慢，是失败的重大原因。《新编太閤记》①（吉川英治著，讲谈社版）里边，描写了一个名叫毛受胜助家照（在历史上名叫庄助或胜介）这样一个人物。他原是柴田胜家背②的侍从头，虽然年纪很轻，却极有见识。有一次，他看到柴田胜家的举动过于粗暴，他为了唤起胜家的注意，把胜家要看的书某一页折叠起来。胜家打开一看，那折叠的地方写的是暗暗规劝胜家的一段文字。胜家看后很不高兴，自那以后，就疏远了毛受家照。据说，在柴田的亲随当中，再没有比他更受到胜家冷淡待遇的了。
　　--------
　　①《新编太閤记》——“太閤”是指丰臣秀吉，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丰臣秀吉一生的故事。
　　②柴田胜家（1522—1583），日本战国末期，织田信长麾下有名的武将。

　　但是时间会证明谁是忠臣。后来，柴田胜家，在“贱岭”一战中，遭受了丰臣秀吉大军的致命打击，当时从死中救出胜家的，正是毛受家照。“秀吉攻来了”——一听到这个报告，胜家军就阵势大乱，许多人吓破了胆，装病的，逃跑的，相继出现，甚至胜家平时信任的人都呈现逃跑的丑态。当时，有一员武将，向败退的胜家再三请求将表示主帅所在的帅字旗交给他，这就是毛受家照。目的是为了做胜家的替身去死。当他终于得到了帅字旗后，便率领少数的几名亲兵回马驰入秀吉军中，壮烈地战死了。当胜家看到毛受家照来要求接过帅字旗时，翻然悔悟，但悔之已晚。而且据传，打了胜仗的秀吉，也厚葬了毛受家照的首级，找来毛受家照母亲，郑重地进行了吊问。
　　人是无法从表面现象来理解的。平时寡言少语、性格温和、面孔白皙的毛受家照。——在我们身边肯定也会有像他那样忠诚的勇者。是让这样的人发挥作用呢，还是让他白白死掉呢？而且要知道，如果让一个“毛受家照”白白死掉，就会使许多有心的人大为寒心。

　

　　这里有一段关于丰臣秀吉和明智光秀的有名的故事。秀吉与光秀都是战国时期有名的代表武将，他们两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其最明显的差别，据说在于他们侍奉其主君——
　　织田信长的态度不同。信长气性刚烈，主张才干决定一切，而且是个唯理主义者。因此，在对待家臣们的失败上，其人纵然以往有过很大的功劳，也立即以严厉的态度没收其所封的领地。据说由于他的这种冷酷的做法，使得家臣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秀吉与光秀都是信长依重的部下，他们对其主君感到一种畏惧心理。
　　但是，对于秀吉来说，无论信长是个多么难以伺候的主君，和自己过去穷困时期相比，他觉得侍奉信长还是要好些，所以他一直忍耐着。
　　但光秀则不然，据说光秀在战国武将之中是个难得的具有最高文化的人，擅长和歌，文化修养在当时算是数一数二的，作为武将他的才能也很出众，是个智勇双全者。
　　但是，光秀对自己的才干和修养很自负，而且又出身于名门，因此对信长的做法往往不以为然。
　　在光秀的观念里，总觉得比起信长自己是名门出身。因此，他总是不能心悦诚服地跟从信长。不满和反感郁积在他的心中，终于造反，发动了“本能寺之变”①，导致了他的悲惨的末路②。关于光秀谋反这件事，有人说是出于对信长的粗暴处置的怨恨和对前途的不安；有人说是出于光秀的个人野心钻了信长疏于防备的空子。许多研究，说法各有不同。但不容否认，起因于像上边所说的光秀本人的性格，或者往更深一层说，起因于光秀的生命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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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能寺之变——天正十年（1582）明智光秀发动兵变，杀死驻军在本能寺中的织田信长的事件。
　　②明智光秀发动兵变后，只过了十三天，即为丰臣秀吉所败，逃跑时为土民所杀。

　　历史告诉我们，人与人在人生中相互遇合，形成了很深的关系，而要终生保持这种美好牢固的情谊是十分困难的。
　　许多时候，人的许许多多叛逆与背信弃义的行为，反映的是人的微妙的心理活动。
　　古代中国就不消说了，就是在日本，也有一部政治必读书《贞观政要》，作为政道及帝王的指针之书，这是将唐朝皇帝——太宗（七世纪）和群臣的问答，由史家吴兢辑录下来的一部书。
　　日莲大圣人也在《佐渡书简》的“又及”项下，请求将《贞观政要》寄往他的流放地佐渡，据说这成了他座右之书。
　　在这部书中有如下一段插话（守屋洋编译，德间书店版）。
　　——一次，太宗问其臣下：“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的大臣，蒙受天子的厚恩而最后都反叛了，这又是何故呢？”
　　对此，臣下岑文本答道：
　　“君子一旦蒙恩则终身难忘，而小人却与君子不同，很快就会忘掉。玄感、化及之辈，无非是小人而已。古来，贵君子而贱小人，其理由正在于此。”
　　据说太宗听了这个解释后，频频点头称是。
　　不消说，这段插话是要人们提防“忘恩的小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都是隋朝功臣的子孙这一事实。很可能由于这个缘故，这两个人都是年纪很轻就受到重用的。
　　但是，乘隋朝末年混乱之机，这两个人都反叛了。而最后，其中一个被杀，一个自杀，都落得个悲惨的结局。这就告诉人们一个历史的教训，即：功臣的子孙很容易受到重视、受到骄纵，堕落为任性骄横的人，最后终于为了保全自己，走上反叛的道路。
　　背叛者的心理，很可能代表人的动摇不定的心理的一个断面。但说到底，恐怕还是出于傲慢与虚荣，出于怯懦。由于怯懦，即使在微小的事情上也要用傲慢来装样子吓人；由于怯懦，以羡慕虚荣的心理来逢迎世上的权威。
　　日莲大圣人在世时，由于权力的不断镇压和迫害，他的弟子中也连续出现了许多脱退者。
　　在这些脱退者中，也有少辅房、能登房、名越尼这些人的名字。日莲大圣人在讲到他们脱退的原因时说：“这些具有怯懦、不辨事理、欲心太重、多疑等弱点的人，就如往涂好的漆上泼水，自然流走。”“怯懦”、“不辨事理”、“欲心太重”、“多疑”——当然从外部而来的权力压迫是它的导火线，而更应指出的是，这是由于他们缺少探求信仰的真正勇气，由于他们并没有从本质上了解佛法，由于受名利的支配，由于愚昧，从而走上了脱退的道路。这种人不去和盘腿自己内心的“怯懦心”搏斗，而是任凭“怯懦心”的摆布，沿着颠落的轨迹滑下去。而结果，作为人世之常，无非是变成可悲的失败者，谁也不会信任他们。
　　另一方面，在出现了背叛、出卖者的营垒，虽然一时陷于困难的境地，但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那种沿着信念走下去的“心”，却会经过锻炼变得更加坚强。
　　这样看来，可以说，背叛者最后招致的悲惨结局，是在人生分歧点上为潜伏在人的生命中的“怯懦心”所支配的必然结果。

　

　　一般人常说：“人生如同马拉松竞赛。”的确，开头虽跑在最前边，有时又会被后边的人超过。有时，在起跑线上虽然跌倒，但逐步追上，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人生也是如此，在长期的比赛中，会发生种种悲喜剧。马拉松之获得高度的赞扬，其秘密之一正在于此。
　　作为马拉松的起源而著名的是“马拉顿战役”。
　　公元前四九○年，爆发了第一次波斯战争。波斯的大军从雅典的东北方约四十公里的马拉顿登陆。当时，在雅典内部，很有出现波斯内应的危险，因为有些人认为与强大的波斯帝国结盟比较有利。雅典根据将军弥尔蒂厄迪斯的建议，迎战了登陆军。经过激烈的战斗，雅典胜利了。厄乌科列斯（一说称费迪庇迪斯）作为传令兵，带着这个胜利捷报，拼命地奔跑，最后他向群众呼喊了一句“祝贺吧，我军胜利了”，便气绝身亡。
　　他之所以这样拼命奔跑，急于报信，是有原因的。当时在雅典，抗战派和投降派争得难解难分，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假如没有他死命奔跑传来的“我军胜利”的捷报，很可能出现无法收拾的混乱。从这种意义上说，他送来的捷报具有万金难买的价值。
　　比任何一点都重要的是，一定要懂得时机，在每一瞬间怎样去抢先。一旦落在时机后边，那么不管怎样力量雄厚也会输掉的。更何况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是速度的时代。
　　获取正确的情报、联络与报告绝对守秘，这可以说是取得胜利的根本铁则。
　　“桶狭间战役”——这是织田信长打败今川义元①、改变历史进程的著名战役。今川方面的军队二万五千，而织田信长的军队不过三、四千。这次对今川的战役，似乎是大胆的和孤注一掷的，但实际上人们都知道，它是在信长充分计算之后进行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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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今川义元（1519—1560），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将。在东海地方称雄，与织田信长争霸，“桶狭间”一役与织田信长交战，兵败而死。

　　今川义元的大军，怀着击溃织田军易如反掌的信念，在进入尾张平原之前，在桶狭村一处叫做“田乐狭谷”的、为丘陵所围绕的小盆地中休息，这对织田信长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绝好机会。
　　据信长看来，进入平原的战斗是绝无打赢的希望的。除了在丘陵当中攻打义元，此外一切均毫无胜利之可能。只有在宽窄只能容纳三千人的“田乐狭谷”中作战，实力才各占一半。不，形势对于攻击方面更为有利。信长就在这关键的瞬间，把他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上面去了。
　　“今川义元的大营，正在桶狭间休息！”——梁田政纲向信长传来了准确的情报，信长立即挥军直入。
　　信长取胜的原因，当然会有人从种种角度加以评论，但正确的情报，不失时机地迅速传递过来，是他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这点从信长本人称赞政纲的功勋为第一来看，也足资证明。
　　无论任何时代，“情报就是力量”。而且正确的情报，并不只限于来自专家或中枢部的人们。织田信长在攻打岐阜的稻叶山城的时候，引导从间道进军的，是樵夫之子堀田茂助，反过来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一个牧童向普鲁士军指明了正确的行军道路。
　　从这种意义上说，民众是否站在自己这边，是作战的生命线。同时，只有在最前线的现实当中，了解真实的、活生生的情报，才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山本有三①的随笔中曾经写过一段很令人感动的“心的集注所在”的小故事。公认为一刀流开山之祖的伊藤一刀斋和他的弟子小野二郎右卫门（使一刀流臻于大成，将其流传于后世的人）师徒两人在全国进行“巡游练武”的时候，一天二郎右卫门向其师傅询问“剑道的极致”。当时，一刀斋是这样回答的：（《山本有三集》第十卷，新潮社版）
　　“没有什么称得上是极致的东西，只不过，最紧要的，是不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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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山本有三（1887—1974），现代有名的小说家、剧作家。

　　这话听起来似乎很平凡，但我觉得这是最能释明真理的、一句了不起的名言。
　　据说一刀斋几乎没有教他的弟子练武，但是走路时也好，坐下来也好，一旦二郎右卫门有所粗心大意，他就立刻毫不容情地责打二郎。这可以说是，他进行的是严格的训练，不是从理论上让其弟子懂得什么是每一瞬间的疏忽大意，而是在实践上使其弟子从实际感受中去深刻体会。
　　少年时期，我读过的书中，有一篇文章是专讲“油断大敌”的气①的。文章中讲了“油断”这个词的由来。古时印度的一个王让他的家臣手中捧着一个盛满了油的钵往前走，并命令说：“如果溅出一滴油就断尔的命”，在捧钵的家臣身后紧跟着一名拔刀监视的人，因此这个家臣即使一瞬之间精神也不敢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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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油断大敌”——意谓稍一疏忽，就会招致失败，所以“疏忽”是最可怕的敌人。“油断”即疏忽的意思。“油断大敌”的出典，据说出自佛经《涅槃经》。

　　在从事某种工作时，瞬间的疏忽大意、微小的失误，都会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历史上，由于中心人物的疏忽，导致整个事业失败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
　　人的心是极其微妙的。正因为它微妙、极易动摇，所以对于“心”的锻炼是不可缺少的。我的恩师户田先生就曾严厉地告诫我们说：“人生，由于一点小事会酿成大事，万不可疏忽大意。”逆境时还好说，特别越是顺利的时候，越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就越要自戒，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常是“失败时积下胜利之因，胜利时积下失败之因”。考察一下许多事故的原因，大多可以防患于未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都可以说是“人灾”。如果追问一下它的根源，那么许多情况下，最后都应归因于精神的懈弛、只往好处里设想、判断或认识的肤浅、由习惯产生的疏忽大意、惰性、怠慢等等人本身的“心”的问题。所以告诫人们不可疏忽，不应只停留在“不可丝毫放松注意”这一层次上，更重要的是，从平时起不断锻炼自己的内心世界，养成对待小事也绝不轻率从事的心理准备。
　　真正的勇者，对细小的事都一一加以注意，达到好像是胆小的程度。这可以称得上是“胆小的勇者”。经常有这样的人，他可能明明觉察出全体都缺少认真的态度，或整体的气氛出现松弛，却不加以制止，袖手不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正是在这种时候，领导者的使气氛为之一变的决心是最重要的。我经常这样想：一旦遇上紧急关头，最重要的是领导者必须具备能够毅然打退乘虚而入的敌人或阻力，必须具备如同绷得紧紧的表面张力一般的紧张感和冲上前去的气魄。
　　山本有三在上述随笔中还写下如下的话：
　　“所谓疏忽，不是说‘心’中空无所有，而是说‘心’为其他事物所夺。人一般总是一旦手中有把刀，心就只注重在刀上，做学问，心就只放在学问上，受到夸奖，就会为受人称赞而得意忘形，这就是‘疏忽大意’”。
　　人由于弱点而遭致失败的例子并不太多，更多的情况，毋宁是在自鸣得意的领域内自掘坟墓的。山本有三的这段话，真是把人生的深层的内心世界说透了。

　

　　我出于所从事的事业的需要，经常外出旅行。在繁忙的日程当中，总要挪出一些时间和青年或大学生们一起去访问当地著名的城堡、古迹，以增长见识。
　　日本有许多有名的城，大阪城、江户城、名古屋城、姬路城、熊本城、冈山城、和歌山城，等等。当时的著名武将们集中了所有的智慧和谋略，修筑了战略用的城堡。如今有的只剩下城址，有的已经修复。总之，这些城堡，留下了日本文化和历史的印痕。而且即使经历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城堡所在的地方，大多仍是中枢之地。有形的城堡也许总有一天会倒塌，但是它的历史的重量却会长存的吧。
　　我曾经有一次和户田先生一起去访问过仙台的青叶城城址。当时先生站在城址上所说的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
　　“不管修建多么牢固的城堡，几百年后就会像这样变成废墟。
　　筑起永不倾颓的人才的‘城堡’才是重要的啊。”的确，人才是一切的关键，一切发展都取决于此。
　　因此，户田先生集中全部力量培养人才。我也深信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竭尽心力为培养青年而奋斗着。
　　那种以为只要人多，人才就会自然培育出来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如果不是倾注心血，通过实践来激发青年，是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的。我想，为了筑起“人才的堡垒”，那么领导者仔细去识别每一个人，培育每个人的这种头脑清醒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天台大师在阐释《法华经》奥旨的《摩诃止观》中有一节说：“如城主刚烈，则守者强；如城主怯懦，则守者恐，心是身之主。”说到“城”，一个组织是一座城，一个工作岗位也是一座城，自己的家庭也是一座城。而自己本人则更应当是牢牢修筑起来的一座重要的城了。作为“城主”的领导者，如果是个勇者，那么守卫它的人也自然坚强，如领导者懦怯，那么守卫它的人也必然胆小。这向我们说明，在“人才的城堡”这一问题上，领导者的念头决定一切的道理。
　　而且，正像“心是身之主”所说的那样，以我身、我的生命作为城的时候，领导者的“一个心思”、“一个念头”，就是城主。为了确立自己，在自己的深处确立不会倒塌的牢固的“芯”，是至关紧要的，这里边也蕴含着信仰的力量。城之强弱不在于外表上的豪华绚烂。它集中表现在构造这个城的人才的结合和人的质量上，而且说到底，它最终取决于领导者的一念是否坚毅，取决于领导者生命内部的强韧程度。

　

　　现代被称为组织的时代——人不可能离开组织而存在。
　　那么使得组织能够成立的，又是什么呢？
　　创价学会的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说过：“信是组织的核心力量，诚是组织的推动力量。”话虽简短，却是意味深长的。
　　这就是说，对组织说来，形成其核心要素的是“信”，也就是广义的信任。而推进组织的力量则是“诚”，是真诚的心。
　　它绝不计较利害得失、名声和毁誉褒贬。为社会，为人，真心实意地服务。——这对组织说来，是至为紧要的。
　　而且他还说：“小船装载大石则必沉。因此，那种肤浅的、低水平的、缺少领导者的宗教，不能使苦恼的人获得幸福。”
　　就宗教来说，教义的高低深浅固然是它的根本，但同时也说明领导者的为人如何，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当然不只限于宗教。即使是一般的领导者，如果他是个私心颇重、一味考虑自己的飞黄腾达，缺乏坚强的信念、为人浅薄可鄙的话，那么也不会使人们信服。这里当然不会产生“信”与“诚”。
　　那么，究竟是什么才能够作为“信”与“诚”的媒介呢？
　　最主要的是心心相通的对话。
　　现在，对一个组织说来，也强烈地要求在组织之中能做到一定的自我实现。据说，如今是在社会最尖端的企业中也会进行这样要求的时代。一切团体或组织，都努力使自己的组织能充满活力，能不断跃进。为此，尊重每个成员的个性，鼓励每个成员发挥出他的主体的能力。
　　从而，组织的方向也在发生变化。在梅泽正先生的著作《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来看》一书中指出当前的许多变化：例如，将统制从“依靠指示、命令”朝向“依靠传播媒介”的方面变化。而且将权限从“根据上级的赋予”朝向“根据受集团的支持”方面变化。领导方式也从“根据权限”朝向“根据情报”方面变化。同时将意向的决定，也从“集权化的个人决定”朝向“根据总的意见定下来的、符合情况的决定”方面变化。
　　领导者是否弄清这种时代潮流，恐怕是最重要的。同时，正确地掌握情报，倾听一切人的意见，也就更加成为重要的了。
　　我由于所处的地位，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来信，通过这些来信，我把每一位来信人的想法和意见铭记在心，认真地思考各位会员“希望什么”“我怎样做才好”，每天都在分析，摸索。而且我对“对话”也倾注全力。
　　牧口先生曾经说过：“关于人生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对话，那么不可能说服对方。如果只是讲演，听的人只能感觉与己无关。就以日莲大圣人的《立正安国论》来说，不也是使用问答的形式吗？”
　　我想，这的确是说穿了人性本质的名言。日莲大圣人除了《立正安国论》之外，还以问答形式写许多《御抄》。说明他充分了解唯独对话才是深深进入对方生命的最好途径。
　　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都深明此理并付诸实践。
　　对此，现代的学者、名人，如果每当讲演，自己竟讲些难懂的内容，以为这样就能事毕矣，那只能证明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缺乏对民众的诚意。这种人不能不说是已经落后于“民众的时代”。因为只有在民众之中才能感觉出时代的脉搏。
　　最懂得“对话”“问答”的作用的人，大概要数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了。活跃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他，据说到了晚年，他把关心集中于人的问题，反复进行了探索。
　　他每天从清晨就到雅典街头、市场或体育馆等处可以会见许多人的地方去，和人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问答。苏格拉底人格高洁、善于使用温和的幽默和敏锐的说理。他是个充满魅力的对话的名手。据说有许多青年人都是受他的开导的。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对话”是“把灵魂向对方敞开，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视”的行为（《变得年轻美好的苏格拉底》，竹林二著，田畑书店版）。总之，对于发问，把自己所想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就是“灵魂裸露”的意义，这里边似乎还蕴藏着一种愿望：通过这种坦率的对话，来验证人的最宝贵的真实。苏格拉底采用的方法——这种重视相互“灵魂的对话”，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有着与现代相通的重要意义。
　　同时，德国的哲学家、教育学者O．F．卜尔诺强调“对话”对人的形成的重要性时，说过这样的话：
　　“对话给生活带来新鲜的活力。因为它把人从白昼的痛苦和夜间的孤独拯救出来，不断引向新的生命，引向慰藉的源泉。由对话中产生的真理，不是残忍的、可怕的、强制的真理，而是可以给人以慰藉、支持人的生活的真理（《语言的力量》，李奎浩著，丹羽笃人译，成甲书房版）。
　　时代明确地取向于“人的组织”。组织从个人出发，又归结于个人。始终保护个人是它的原点，“人的组织”必须彻底尊重每一个人。那种满足于由上边强加组织权威的做法，早已行不通。即使是小规模的集会，恐怕也必须是能使对方满意的对话。不应该是使人感觉有某种威压或强制味道的命令式的东西，而是必须以对话为基调，这种对话能给对方以心理上的安心与勇气，认同基于生活的真理。总之，如果领导者决定一切，那么由于领导者的优劣，许多后辈既可以振奋也可能垂头丧气；既可能幸福，相反也可能不幸。同时，既可能走向胜利，也可能向失败的方向后退。牧口第一代会长的名言，是以佛法为基本的组织论。我想，一个领导者的态度、做法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适用于一切的真理。

　

　　“生命遇上生命就会发出光耀，带上磁，而一旦孤立，磁就消失。生命越是和自身不同的生命交杂在一起，就越增加与他者存在的联系，增添力量、幸福和丰饶，变得活生生的。”
　　法国的历史学家密修莱，在其所著《民众》（大野道译，篠竹书房版）中做了如上的论述。他在这里清晰地说明了人与人彼此集合起来的意义。
　　有人反对说，有了组织，就要受组织的束缚，失掉自由。
　　但是，这只是片面地理解组织。
　　就以人的身体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目、耳、鼻这些器官，手、足以及心脏、肝脏、胃等等内脏，一方面相互辅佐、相互补充，一方面各自发挥最大的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如果丧失了各部分的组织的联系，那就不可能完成作为生命体的整个机能。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尤其现代是个组织的时代，如果没有国家、企业以及各种团体这些组织的存在，那么任何前进与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就从宗教界而论，姑且不论它是否起着有效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宗教也都具有组织形态。最近，似乎在科技领域被称为超微粉的超微细的粒子引起人们的注意。将金属粉碎，使之成为直径百万分之一厘米的超微细的粒子。这样一来，据说构成粒子的元素，原来的块状并无变化，但性质却大不相同。
　　根据专家的研究，超微粒子的性质变化，其一被称为“大小”效应，与粒子本身的“大小”（size）关系非常之小。
　　同时还可以举出它与块相比，表面积相对增大——也就是说，出现在表面上的原子，其粒径越小也就越随之变大，由于表面的原子的性质，产生种种具有特性的变化。
　　具体的例子，据说每一个小粒子的表面张力（缩小表面积的力）很强，内部产生数十万气压的高压。
　　而且，在低温域，比原是块时比热变小，化学性质的“活性”很强，作为催化也很有前途。
　　正如应用在音响装置、录像机的磁带上那样，铁系合金的超微粉末，由于它的“大小”，比起块来，表现出很强的磁性，等等。
　　以上说的是物理性质的领域，如果将组织与构成其组织的每一个人的关系加以对照的话，那就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也就是说，只有把每个人都照亮，才会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具有前所不晓的非凡的力量。组织绝不单只是具有“个”的总合的力量。细致去观察“一个人”“一个人”，激励他们，培养他们，同时使每个人潜伏着的、无法估量的力量，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乃是关于组织的发展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
　　如果只是用“大家纠合在一起”的观点来谈论或发指示的作法，那么每个人所具有的真正力量是不会发挥出来的。
　　这也可以用人的生命和细胞与分子加以比拟。在主体的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发动力或发现力的触发下，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与分子，作为调和的统一体，生气勃勃地将生命的活动持续下去——这种伟大的生命活跃本身可以说是活动着的组织的象征。整体各自为政，当然不会发挥出组织体的力量，并且也发挥不出个人的真正力量。可以说时代越来越要求人的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个”与作为组织的“全体”调和起来，使两方面的长处都很好地发挥出来，这是组织应该努力追求的最理想的目标。

　

　　一九八七年八月，我访问函馆时，和青年们一起去参观了五棱郭，五棱郭是戊辰战争①最后激战之地。畑本武扬率领的旧幕府军据守在这里，向萨长的政府新军进行对抗。五棱郭又是以日本最初的西洋式城郭而著称。幕末的一八五七年（安政四年）开工，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竣工。它所以叫五棱郭，意谓它是一座“从平面看，形成五角形的城塞”，设计者是伊予大洲藩（爱媛县大洲市）出身的荷兰语学者武田斐三郎，他以法国筑城书译成荷兰语的文本为依据，担任了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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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戊辰战争——明治元年（1864）明治新政府的军队与旧幕府的军队进行一系列战争的总称。

　　这座五棱郭的筑城法，是伴随着大炮的发达，在法国等地经常使用的一种独特的方法。平地上挖掘五角星形的壕，用这些土筑起土垒，在每个向外突出的星角（棱堡）上设有炮座。然后围绕上外壕。日本十七世纪中叶在兵书上已记载了这种棱堡式的筑城。同是幕末筑造起来的长野县南佐久郡的龙冈城，据说也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筑城法呢？这是因为从城内向外发炮“没有死角”的缘故。这种形状的城堡，对前来攻打的敌人，能够浴以二层、三层的炮火。
　　“不留死角”——这对于组织的构造上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时常从各种角度，向我讲述怎样搞好组织。关于组织和“死角”的问题，他也是通过“经营论”等论述，向我进行了如下的教导：
　　“经营公司，要像银行那样，使职员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搞一些小房间或用屏风围成办公的地点，就会促成出现暗处的结果。这点必须注意。重要的是，总经理必须一眼就能看到全体职员的工作情况。”
　　任何组织，这一原理恐怕都是相同的。一旦产生不易看清的“死角”，从中心人物看来，出现难以弄清的部分，那么在那里肯定会发生问题。所以领导者必须使组织成为一个能展望全体的“明快”而“清晰”度很高的组织。为此，中心人物充分听取成员的意见，充分理解他们，就变成十分紧要的事了。
　　而且，造成“死角”的可怕后果，不只限于组织。对人也是如此。
　　一个人总有些不透明的部分，或者无法了解其内心的想法，领导者就应当充分加以注意。一个人背叛他人或者做坏事，那么他总要有某种不透明的部分。不进行汇报，很少碰头，交谈时缺少明快，总要留下一些不透明的部分，这时就应当看成是进入危险水域。
　　全体成员都在领导者的一望之下，齐心合力地前进——
　　这样充满活力的明快的组织，才可以说是向前迈进的组织。
　　同时，我还要提醒这一点：五棱郭是“平地城”。这当中也蕴含着组织的视角问题。组织也可以比喻为一座城。不管什么样的组织，都不应该是构筑好多层次的“耸立”着的那种“城”，组织也应该是站在同一层次上，人们共同积累经验，共同前进的“公平”而“平等的”“平地城”才行。如果组织变得像山地城那样高高耸立在山顶上，那么领导者就望不见下方，很容易出现“死角”。
　　“不造成死角”——这是如何处理好组织及人心的要害之点。我深深感到，五棱郭以它静静的风貌，告诉我们组织的要害和人的要害在哪里。